从制度、权力和网络，理解“我们”与“他者”之间的边界(5)

我假设，已经建立的联盟网络的覆盖范围将决定，族群意义上的“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确切边界将划定在何处。这可以用民族建构过程和政治联盟网络在这些新兴政治场域中所起作用的例子来说明。比较研究表明，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早期，国家精英的联盟对民族和少数群体之间边界的位置最为重要。安东尼·马克斯解释了冲突和联盟的不同结构如何导致大部分非洲后裔被纳入巴西的民族建构计划，并导致他们在美国和南非被排除在外。修改马克斯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说：当奴隶制被废除且有限民主形式被引入时，巴西的精英们依赖于广泛的、一直延伸到前几个世纪出现的混血种族出身的中间阶级的庇护主义（clientelist）联系网络。然而，在美国，这个中级阶级是由英裔美国农民和商人组成的，并且以前没有形成任何跨种族的政治联系。因此，巴西的新政治精英旨在融合和混合不同种族出身的民众，而在美国，民族被想象为白人的，并且混血被设想和视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的一种恐怖。
缺乏成熟的跨种族政治网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的民族建构是以“黑人”作为其内在的他者而展开的，而不是像欧洲大部分地区那样针对相互竞争的邻国的民族。
同样的教训也可以从涉及瑞士、伊拉克和墨西哥的最不相似的案例比较中得出。它表明，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早期，精英政治网络的影响力决定了哪些群体将被视为民族计划的一部分。在瑞士，新的政治精英们依靠已经建立的遍布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州的公民社会网络，动员一批追随者在选举政治的新舞台上进行竞争。这就解释了瑞士多族群民族建构的罕见历史。在墨西哥革命之前，那些网络仅限于新独立的墨西哥的克里奥尔混血精英，绝大多数土著居民一直被排除在民族建构计划之外。独立前伊拉克的政治网络沿着宗教性族群界线而产生的隔离，阻止了伊拉克大众民族主义在该国摆脱殖民地束缚之后的崛起。在复兴党（Baath）的族群独裁统治下，不允许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存在，而诸如在共产党内部形成的那种跨族群联盟也被摧毁。当美国的入侵导致伊拉克国家崩溃时，政治联盟很少跨越宗教性族群的分界线，政治很快成为宗教性族群集团之间权力平衡的问题。
本文编选自《族群边界制定：制度、权力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