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文学科走向萧条，是时候重估“无用之用”了(3)

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的必然联系
我曾反复思索，如何最好地开启这篇关于公共领域中的人文学科的文章，因为这些术语太宽泛：人文学科、公共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公共生活。不过，这桩任务的意旨相当明确：我们要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或者就如何展现这种联系提供一些指导。
我们之所以被要求这么做，原因之一是这种联系已变得不确定。对此邀请，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直接宣布这种联系是清晰无疑的。然而，我们还是应该辨析清楚，这个所谓的公共领域里正在发生什么，以便建构事件及其意义，估量我们思想的动向，甚而在必要的时候勾画出参与模式（modes of engagement）。如果没有解读文本和图像的能力，如果不能理解我们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如果不能思考我们希望我们的世界呈现什么样的形式，并为我们所选择的那些形式提供理由，那么上述构想能够实现吗？
似乎，所有这些公共参与的基本形式都需要一种能贯通阅读、历史、文化、传媒、哲学和辩论的教育。当然，批判性思考是思想的进一步操作，包括不把何为公共领域视为理所当然。但无论如何，这个领域没有永久不变的边界，而它确实具有的边界巧妙地部分排除了那些应该保持非公共、受遮掩或私人化的东西。我们还应该有能力估量我们所踏入的这片公共领域有何变化。

电影《马丁·伊登》（Martin Eden 2019）剧照。
如果我们不仅要将自己理解为既有公共领域的参与者，还自视为“公共”概念的积极建构者，那么关乎意义之理解的教育就是必要的。我们得既包容又批判性地看待那些在公共生活的各种习语中应该被了解、听闻、看见和辩论的东西，不论它们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视觉的还是听觉的，实体的还是触觉的、演示性的。
当关乎何者可被谈论（可听可说的）、何者可被展现（视觉和演示性的）、何者可被触及或接近（流动的前提）的领域被诸多约束性的权力所局限时，这种削弱就产生了。其中的关键不在于有完全的自由去听、说，去展示一切，或去任意迁移，而更多地是可以自由评估施加于感官的那些微妙的限制，去追溯它们的来龙去脉和空间结构，批判性地评价世界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以及如何可以被组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