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文学科走向萧条，是时候重估“无用之用”了(5)

有人也许会说，“这不过是因为预算危机”，要么斥之以“愚蠢”，要么暗地里任其发展。这种情况仍在延续。不过，如我们所知，削减预算或增加开支都需要决策过程，而决策必然取决于更宽广的价值理念。它要提供解释，说明哪些项目疑点丛生，哪些项目缺乏有说服力的立项依据，需要削减。因此，如果人文和艺术学科的损毁是巨大的，正如目前所见，那么问题来了：是何种价值观使得管理者倾向于决策哪里要削减以及削减什么？如果对人文学科的怀疑（它往往不是一种单纯的怀疑）造成了这类决策，那么人们该如何辩驳？

电影《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1993）剧照。
就此话题，我读过一篇文章，它问道：“我们如何拯救已死之物？”在它的作者看来，人文学科的命运受制于大学的命运，我们不如把精力转向拯救大学。确实，我无法否认这项任务会紧随一系列重大改观，但我们仍要聚焦于人文学科的关键使命，借此才能开始重新思索大学自身的任务。迫在眉睫的是，要理解关于生死存亡的话题是如何发生的，理解对于一个世界已然消逝的宣告。为此，我们必须思索新的价值衡量标准，也必须考量目前文化之战的具体形式。
虽然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早在2012年就宣布退出总统竞选，但其言论显然萦绕不散，引起持续共鸣。它们取悦并陶醉于欣欣向荣的反智主义。他解释自己就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时成绩为何那么差，原因是老师们都是左翼人士，基于他的政治观点而给了他可怜的分数作为惩罚。桑托勒姆和那些被敏感心煽动的人，往往将智识的追求与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性混为一谈，意识形态在此指涉一种固执而强制性的政治目标、观点或框架，而非经过反复思索、充分验证的论题。他把文理学院和大学比作使学生从信仰转向世俗主义的“教义碾碎机”，就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