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克欢：与戏剧休戚相伴五十载从“刺儿头”变“教头”(4)

初入戏剧批评界，林克欢就显露出新一代戏剧人的锐气。1979年8月，他去参加民委与中国剧协联合召开的《王昭君》研讨会。此剧是曹禺先生在搁笔近20年后秉承周恩来遗愿所做的，以歌颂民族团结为主旨的历史剧，其地位可想而知。满屋白发苍苍的前辈都不吝赞美，到了最后十分钟，才有一个让年轻人发言的机会，林克欢当即举手，提出了数条批评意见，现场一阵惊诧，惹得主持人连忙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林克欢则反问道：“谁的意见不是个人的意见呢？难道说你们都代表组织，只有我代表个人？”
经此座谈会，剧协不少人都记住了青艺有个年轻的“刺儿头”。林克欢为自己在戏剧批评界的起跑打响了发令枪。
3“戏剧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表达和表现的自由”
1980年，一个激情澎湃的新时代拉开了帷幕。正如林克欢所料，《报童》式的戏剧很快便不再被观众理会了，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涌入，让一大批戏剧人急切地想要打破陈规，尝试新的舞台表现形式。林克欢也深受西方理论的滋养，开始以笔为戈，与戏剧界的同道中人一起，竭力声援那些给戏剧舞台带来新突破的创作者们。“1980年，马中骏他们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创作了《屋外有热流》，到了北京以后只演了一个内部场，文化宫的领导很害怕，北京的一批老专家也都持否定意见。我和杜清源、童道明几个人当时都是中年人，笔头比老专家们快，马上就给报社写文章肯定这个戏的革新意义，这样第二天各大媒体上就全都是我们几个人肯定的意见。” 那时的戏剧舞台仍被封闭僵化的理念所占据，是否肯定“现实主义”在各种创作方法中的主导地位，更被视为非常严肃的、远远超出艺术本身的问题。
在这种局面下，理论界对《屋外有热流》的肯定就变得格外重要。
时代的“热流”终究是挡不住的，随着陈恭敏、胡伟民等一批戏剧家的发声，“戏剧观大讨论”很快在戏剧界全面展开了，林克欢全情投入到这场长达六年的论辩之中，他与杜清源和童道明思想相近且私交密切，便被视为“同党”：“因为恩格斯有本《反杜林论》，所以我们三个人就被叫做是‘杜林童’”。他们一方面如饥似渴的吸纳新理论，一方面与戏剧创作者密切互动，做他们坚实的理论后盾。林兆华的《野人》、王贵的《WM（我们）》、胡伟民的《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林克欢积极回应着新时期戏剧舞台上的每次突破，随着舞台活力的全面迸发，林克欢的文章也“多到满天飞”。“戏剧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表达和表现的自由。”林克欢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