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评《西比尔，或两个国度》丨“盛世哀歌”(4)

但与此同时，迪斯雷利对底层民众的冷漠愚昧更为痛心疾首——为参加热闹非凡的赛马会，赌民前一晚就早早来到赛马会馆，他们“一想到第二天的比赛就心跳不已，同时又为如何赢得赌注而绞尽脑汁”。像富商和议员一样，他们急匆匆地赶赴致富之路，幻想一夜暴富——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恶意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的小作坊主，还是变着戏法压低工资的马尼勋爵（他每周只付给农场工人八先令，理由是：“工人工资越高就越会变坏；他们只会把钱在啤酒店里挥霍掉”），他们的精神气质（即市侩气）可谓毫无二致。在迪斯雷利看来，这是英国长期片面奉行功利主义学说造成的必然后果：边沁、密尔等人鼓吹的功利主义既是英国社会的强心针，也是安慰剂——结果使得英国成为充满中庸和市侩习气的“小店主国家”。
赌博和炒股是当时社会流行的时尚。此外，不知从何时起，“放债欠债也成了国民习惯”；更糟的是，“赊购成了所有交易的主宰，而不是偶尔为之的辅助手段”，由此则助长了“不诚实之风”——在信贷原则的支配下，英国的“对外贸易无异于赌博，国内贸易则呈现出恶性竞争”。这一恶性竞争的结果是社会道德整体滑坡——超长的工时，微薄的酬劳，有碍健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居高不下的新生儿死亡率，等等，种种因素的合力最终加剧了这种人性的退化和社会的分裂。
这是维多利亚盛世的阴暗面，也是卡莱尔所谓“英格兰现状问题”（The Ques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England）的真实写照。据官方统计数据，在《西比尔》发表三年前，即1842年，英国一千六百万人口中有一百万处于贫困线以下，依赖政府救济。利兹十五万人口中有两万人平均每周生活费用只有约十便士。在威尔士，每十一人中便有一名乞丐。诗人托马斯·胡德在《衬衫之歌》中所谓“面包昂贵，血肉低廉”显然并非夸大其辞。这一现状引发了大规模的宪章运动——恩格斯预言，只要“稍加推动”即能“引发雪崩”；而桂冠诗人丁尼生则仿佛看见“一个饥饿的民族缓缓走来，/犹如雄狮匍匐逼近……”。针对这一现状，卡莱尔本人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 1843）一书中提出了严厉的社会批判：
“英国的状况——公正地说，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危险也是最奇特的状况之一。英国充满各种各样的财富，劳动人民创造的成果绰绰有余，而且到处都非常充足……可是在过剩的充盈中，人民却死于饥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迪斯雷利的《西比尔》堪称是卡莱尔思想学说的文学呈现。在《宪章运动》（1839）一文中，卡莱尔写道：“当前工人阶级的状况已释放出不详的征兆”——具体而言，这是一种因工人大众困窘的生活状况、上层的漠然态度和社会整体信仰缺失所造成的民怨的聚集。“两个国度”中贫穷一方的生活状况不仅会在物质和生理层面造成恶果，更会对英国整体社会道德伦理构成威胁。借助于形象化的表现手法，迪斯雷利深刻地揭示出“英格兰的现状问题”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贫困问题，更是精神层面的道德危机——随着“社会传统建制的崩坏，一种具有毁灭力量的危险情绪正在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