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一个人的运动(6)

杜尚从根本上就很轻视艺术，他声称：“我不觉得艺术很有价值。”又说：“我不相信艺术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领域。人们可以创造一个社会，其中没有艺术。”他本人压根儿就没想把现成品做成艺术品，他说道:“‘现成品’这个词是自动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的，它对非艺术品是很合适的。它不是草图，艺术的属性也全都用不上。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做它们的原因。”他在谈到他的题为《新娘，甚至被光棍们剥光了衣服》（TheBrideStrippedBarebyHerBachelors,Even,1915-1923）的作品的创作动机时说过这样的话：“它是对所有美学的‘否定’——在这个词的最原本的意义上说。”
他对他的吹捧者和仿效者不但毫不领情，反而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就是因为他们把他自认为不是艺术也无美可言的作品当作了艺术和美来赞扬。他写道：“当我发现现成品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要否定美，对现在的新达达而言，他们拿我的现成品是要发现其中的美。我把瓶架子、小便池摔到他们脸上作为一种挑战，而现在他们为了美却赞扬起这些东西来。”在1963年，他质问：“为什么要让艺术家的自尊心泛滥，毒害气氛？”“你就不能闻到空气中的臭味吗？”
化解艺术的神圣性，改变艺术家的身份，杜尚并非单枪匹马。更准确地说，他是文化巨变的信使，而不是单一的创造者。许多人在没有杜尚的情况下也达成了类似的理解。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Apollinaire）在1913年的《立体派画家》（TheCubistPainters）中写道（那时《泉》尚未到来）：“你可以用你喜欢的任何材料作画，用烟斗、邮票、明信片或扑克牌、烛台、油布片、衣领、画纸、报纸。”尽管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CarlosWilliams）在1916年就认识了杜尚，但杜尚并没有在他耳边说过以下的话：“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只要有真实的变革精神就好了。”
尽管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杜尚放弃了艺术创作，转而在他的余生中下棋，但他从未完全从他作为艺术家-倡导者的典型角色中退缩。杜尚与许多艺术运动有关，从立体主义到达达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并为后来的风格如波普（安迪·沃霍尔）、极简主义（罗伯特·莫里斯）和概念艺术（索尔·勒维特）铺平了道路。作为一个多产的艺术家，他对艺术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有能力质疑、告诫、批判和俏皮地嘲笑既定的规范以超越现状，从而有效地认可了艺术家的作用；同时，杜尚效应的很大一部分效果是因为他退出了传统的艺术制度，并在新的、更不确定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作者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