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一个人的运动(8)

杜尚不仅蔑视大众，也与自己同时代的人格格不入，他不认同其他现代主义者口中的乌托邦式集体主义。杜尚曾说：“未来社会就像个蚁丘，我对它评价不高。”想必他一定不会待见如今的技术社会，甚至可以说，他超前地用他最擅长的讽刺手段，提前摹画了这个社会。杜尚用生命最后的20年秘密创作的遗世之作《给予》（魪tantdonnés,1946-1966），只有通过一扇木门的窥视孔才能看到。观众不得不单独站在孔洞前，意识到自己欣赏作品的同时也成为其他观众欣赏的对象（而且还总是怀着一种急迫的心情）。曾经拒绝对蚂蚁社会顶礼膜拜的杜尚，在此却对日后的数字化社会洞若观火：每个人都形单影只，如“搁浅的船骸”，暗中观察着别人，却也沦为别人暗中观察的对象。
杜尚的作品，就像杜尚自己：他总是隐藏在他的物品的背面。在博伊斯模式里，艺术家不得不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不是藏在作品的背后，而是成为社会生活某一部分的组织者，而艺术活动则会变成对公众事件和公众意见的一个展示平台，或者成为一个斗争现场，艺术家要提供的是治疗方案，是全面的社会设计，因此他必须介入政治。杜尚不然，他总是转身再转身，将自己的想法藏在层层叠叠的私人符号语言之后，以至于你不得不老是问自己：他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也许他两者都是!
杜尚为艺术而艺术，从不关心博伊斯明确感兴趣的“人民”（就好像这个词对博伊斯来说从未受过污染似的）。
前文说到，杜尚在1917年发出一条信息，他活了足够长的时间来见证它的传递。他是否预见到这一消息的传递必定引发的动荡，还是会对后果真的感到惊讶，这仍然是一个谜。
他被画家威廉·德库宁（WillemdeKooning）描述为“一个人的运动”（one-manmovement）,“对我而言，这是个真正的现代运动，因为它预示了每个艺术家觉得他能够做的一切，这是一个为所有人的，向所有人开放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