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一个人的运动(5)

莫把信使当先知
被称为《泉》的小便池，曾经是艺术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作品之一，而现在，如果我们相信2004年对500名英国艺术专家的调查，它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现代艺术作品”（BBC新闻，2004年12月1日）。紧随其后的是毕加索的《阿维农少女》（LesDemoisellesd"Avi－gnon，1907)，他的另一幅名作《格尔尼卡》（Guernica，1937）则排名第四。第三花落安迪·沃霍尔（AndyWarhol）的《玛丽莲双联画》（MarilynDiptych，1962），第五是马蒂斯（HenriMatisse）的《红色画室》（TheRedStudio，1911）。
抛开沃霍尔（显然和杜尚有承继关系）和马蒂斯（与毕加索是互相嫉妒、互相刺激的老伙伴）不论，毕加索和杜尚之间，似乎存在一场长久的角力，但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杜尚在年轻一代艺术家中的地位，已上升到毕加索在四十年代享有的高度。不过，两人有两处很重要的不同。
首先，毕加索是“英雄”现代主义画派活着的原型人物，他能够把握世界所提供的所有感觉，并将它们填入自己毫无羞耻的感情之中——这些感情即使在他晚年，也丝毫没有丧失原有的力量，实际上还带上了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凶猛性欲。毕加索是把他自身强加于生活的典型。
而杜尚却是一个反英雄，在人们普遍缺乏坚定意志的社会中，反英雄主义必然取代英雄主义。新的英雄像不合时宜的流浪汉查理·卓别林（CharlieChaplin），在生活中奋勇前进，又被生活所击倒，但爬起来若无其事，掸掸灰尘接着上阵。和毕加索不同，杜尚把生活等同于艺术，并企图以生活取代艺术。他说：“我的艺术就是我的生存，在每一瞬间、每一次呼吸之间都是一个作品，一个不露痕迹的作品，那既不诉诸视觉，也不诉诸大脑。”
其次，美国画家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Motherwell）就杜尚与毕加索对待艺术界限的不同态度做过一个有意思的对比，他说：“当毕加索被问到什么是艺术的时候，他立刻想到的是：‘什么不是艺术?’毕加索作为一个画家，要的是界限。而杜尚作为一个‘反艺术家’恰好是不要界限。”他形容杜尚是一个“捣乱分子”，是绘画型绘画（即毕加索和马蒂斯那一类的画）的冷酷敌人，“是水果篮子里的小毒蛇”。
之前的时代，没人想跟毕加索作对，杜尚却开辟了一个虽然很小、但却独具一格的解放区，把大批年轻艺术家放进来。作为19世纪法国沙龙熏陶出来的人物，杜尚一生都享有一种公子哥儿的权利，可以把一种姿态表达得完美无缺，规模多小也不在意。在艺术上，杜尚有一种游手好闲的做派，在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花费力气，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自有批评的深意。它实际上是在说：在更大的事物框架内，艺术是很小的，人们创造艺术，为的是更加清楚地思考问题。任何人，或任何有智力的人（按照杜尚的暗示），都不可能奢望通过艺术来改变社会。而这也是为什么德国著名的行为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Beuys）攻击“杜尚的沉默被过高估计了”，其实，杜尚的沉默并不比博伊斯的噪音更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