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一个人的运动(7)

绝对未完成的杜尚
博伊斯是乌托邦思想的典范。他坚信，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创造力——一种天生的、普遍分布的、平等的才能，一种可以创造新的事物、形式或事件的才能——然而也是一种在大多数人身体中休眠的才能。博伊斯认为，职业艺术家的社会任务就是解放这一受压抑的创造潜能，直到所有人类劳动都可以被称为艺术。在他（以及很多其他人）对创造力的信念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创造力是指向未来的：它具有诺言一样的述行结构。未来时态很有说服力，它是乌托邦思想的标志。
虽然杜尚绝对赞同艺术对现实的反抗，但他对乌托邦却抱着冷嘲热讽的态度。他是有史以来真正的浪子，他知道艺术和民主从未打成过一片，他知道要做前卫艺术家，实际上是要把贵族式的价值观从阴沟里重新捡回来，以千方百计地逃脱被中产阶级完全吞噬的命运。
当然杜尚和博伊斯存在很多共性：他们都把艺术理解为一种普遍的媒介。他们将日常用品纳入他们的作品，在艺术实验设置中处理自然科学，上演他们自己，并将艺术手段从传统的界限和观念中解放出来。他们挑战观众以不同的方式感知日常生活和环境，在此过程中重新定义了观众的角色。
杜尚表明，艺术的意义不仅取决于其给定或创造的成分，而且取决于它们的具体使用、讽刺性的滥用或干脆就是内在的无用性。如果杜尚提出，艺术是艺术家所说的任何东西，博伊斯则走得更远，他认为“每个人都是艺术家”，艺术是关于人类的创造性原则，而不只是关于艺术家。在艺术中体现出来的人类能力，是对整个社会未来的保证。个人健康与社会健康不可分割，对博伊斯来说，艺术是一个同时进行自我和社会治疗的过程。
博伊斯显然受到了杜尚的影响，但他也被杜尚激怒了。杜尚放弃创作，转而研究国际象棋，成了杜尚中年和晚年最广为流传的逸事，博伊斯对此尤其恼怒。他认为杜尚为了下棋而退出艺术舞台是一种失职，因为他确实相信唯一能拯救世界的东西是艺术。也因此，他对杜尚的评价是“用沉默故弄玄虚”。
不断说话的博伊斯对沉默的杜尚作出反应，这是一种救世主对怀疑论者、活动家对浪子、或者拳击手对国际象棋手的反应。
博伊斯基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将世界诗化，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到艺术中。而杜尚从来拒绝认真对待“群众”的作用，他认为这反而对艺术的智识方面构成了一种危险。所有的社会影响都令杜尚厌恶，更不用说各种教条系统，杜尚对它们的深刻抵制甚至延伸到他对推销自己的现成品的不情愿。在解释他为何不愿意大规模生产现成品时，杜尚指出了一种诱惑，即如果破坏美学和社会准则的主张演变成一种教条，那么这种破坏的主张本身也会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