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凶年》到《火线》：作家大卫·西蒙是如何颠覆好莱坞神化警探模式的？

记者 | 何熠编辑 | 黄月1
1988年末，面对着桌上堆积如山的笔记材料，将近三十岁的大卫·西蒙（David Simon）陷入了焦虑，他不知道眼下要写的这部关于巴尔的摩凶案组的故事该如何开篇，又该如何组织全书结构。
年初，大卫·西蒙得到巴尔的摩警局高层批准，以凶案组“实习警察”的身份，近距离接触警探们的工作：与他们一道进入凶案现场搜集证据，记录他们对案件的讨论和推演，目睹官僚政治对底层警探施加的身心折磨，甚至偶尔以不那么合规的方式在审讯室前偷听警探如何从嫌疑人口中套取实情……西蒙如一台扫描仪一样，高速而精准地记录着凶案组里发生的一切鲜活生动的细节。

大卫·西蒙（来源：theknow.com）不知如何起笔之际，一个相熟的警探给他支了招：“谋杀案应该只是这个故事的背景。”警探的一句无心之语，重燃了大卫·西蒙写作的激情，他要写的不是那些离奇荒诞，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件：罪犯的穷凶极恶固然令人发指，案件的扑朔迷离肯定更抓人眼球。但他的重心应该始终是人，是他在一年的实习生涯中接触到的每一个个性十足的凶案组探员。这些警探上要面对官僚政治施加的破案压力，下要应对街头探案的繁琐枝节，他们的职业生涯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凶年》最大的看点。
没有“神探”的世界
经典的好莱坞犯罪故事片，一定会安排一场激烈的警匪追车戏，在这些场面中，双方你追我赶，一边高速行进，一边透过车窗对射，最后汽车翻滚、爆炸，画面足够刺激火爆。而结果也往往是，警方成功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或许正义人士会负伤，但整体而言，绝对算得上大获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