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凶年》到《火线》：作家大卫·西蒙是如何颠覆好莱坞神化警探模式的？(3)

近几年非虚构写作大潮在中国也越发走红，非虚构写作倡导的客观、中立，不介入写作对象的情感也一度被奉为圭臬。然而大卫·西蒙对此观点抱有非议，非虚构作者能够在深入到写作对象的生活中后，做到完全的中立客观吗？大卫·西蒙认为，很多记者都觉得应该用一种分析、客观和具有专业精神的态度去写作，然而哪怕他们所报道的是真实事件，他们对真理的揭示也是受到局限的。他毫不避讳地大胆承认，他爱他笔下的警探们——即便我们看到的他笔下的警探们并不完美，甚至缺陷很多，种族主义者、歧视女性者或恐同人士比比皆是。但当他真正深入了解到警探各自的生活后，这些就算在当时看来都绝对“政治不正确”的一面却被作者原谅了。事实上，当你对一个人的面相足够了解后，又怎能粗暴地利用几个标签去定义他呢？

《凶年》英文版封面在《凶年》中，叙述大多从具体警探个体视角展开，透过一个个凶案组警探的视点，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一一详细叙述，这些困境有时并非来源于案件本身，相反，最大的阻力可能正是来自于警探体制力量本身。大卫·西蒙经常在对具体案件细节描述的过程中，突然插入一大段长长的议论，这些描述其实完全是站在底层警探的视角展开的。比如，法律上所定义的警方抓捕嫌疑人的“合理依据”是这样的，“警方发现某个人形迹可疑地在某个以贩毒而著名的街角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当警察接近他时，恰好发现此人运动衫的口袋里露出了一个疑似装有毒品的玻璃纸袋，而他的前腰带处也高高隆起，貌似佩带了武器。”但事实上，要达成这样的状态再去抓人，简直是异想天开。如果每个警探都拘泥于这样的“合理依据”，警探就会被置身于无案可破的境地。大卫·西蒙在书中始终想要让我们进入真正的现实，既不是影视剧中所呈现的那种高度提纯后的浪漫化想象，也绝非是体制主导下依照看似刻板的规则而行事的主旋律“真实”。
批判现实主义延伸至剧集之中
大卫·西蒙以《巴尔的摩太阳报》新闻记者生涯起步，《凶年》就是他在任职记者期间写成的。好莱坞编剧根据《凶年》改编的同名美剧（中文译为“情理法的春天”）在书籍推出后不久也开始播出。尽管大卫·西蒙也参与了其中几集剧本的写作，但彼时的他只是分集编剧，并不具有对剧集制作的整体掌控权。所以，尽管该剧中的多数角色人物经历都摘取自原著，整体改编依旧有着浓厚的90年代传统的警务剧色彩，剧集中的巴尔的摩凶案组甚至凭空添加了一位女性角色探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