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凶年》到《火线》：作家大卫·西蒙是如何颠覆好莱坞神化警探模式的？(2)

然而在《凶年》中，大卫·西蒙却告诉我们，如果现实中的警探这样做，会面临的问题，首先你要考虑的是警方的配车，因为警用车的质量会让你在追逐过程中，“还没开出几个街区就会抛锚”；接着，如果你的配车抛锚了，你还要向上司汇报为什么你会让公家的车辆在执勤过程中提前报废——这不是一个警探可以肆意妄为的世界，他们要对“后果”承担责任。

《凶年》[美]大卫·西蒙 著 徐展雄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4勇敢与凶犯近身搏斗、街头混战等好莱坞电影中的常见桥段，也遭到了西蒙的无情嘲讽。凶案组警探通常都是在事后才赶往案发现场，大部分时间根本不可能与犯罪分子照面。诸如此类的细节在《凶年》中比比皆是，它展现出现实世界的运转方式，是对好莱坞神化警探模式的彻底颠覆。
好莱坞电影不会告诉你基层警员的车子根本不具备“追车”潜质，而西蒙告诉你，忘了这一切吧，这仅存在于那些没有实际生活体验的编剧意淫中。
在《凶年》中，我们随处可见对警探神话的祛魅，这本书讲述的是一出更具真实感、更具复杂性的警探故事。在虚构的探案小说中，作家笔下的警探们一向非常强调作案动机，“动机说”也一度成为许多推理小说家的叙事亮点。然而西蒙在巴尔的摩——这个一年内有二百三十四名男女被暴力杀害的城市——却见证了那些虚构的探案小说所无法触探的真相，在警探的心目中，实物证据、目击证人和认罪供词才是他们心目中的“三位一体”。“罪犯的动机或许有意思，甚至偶尔能帮上些什么忙，但在通常情况下，它都和破案不相关。”书中处处可见对于那些有些想当然的悬疑推理小说的“逆反”。
近乎残忍的戏谑和执着的正义感不冲突
《凶年》看似写了许多零零散散的事情：个性迥异的警探们的工作与生活，易破和难破之案，底层警探与高层的斗智斗勇。然而，这些细节归纳起来，就是凶案组警探的日常。西蒙在全书的叙述中，始终保持着一股贴合着粗野的街头气息的笔调，并不加以任何的浪漫化、崇高化。在这里，警察会将案发现场的死者流血比喻成在“漏气”，但这并不妨碍在一个小女孩被残忍杀害后，所有警察义愤填膺，加班加点，恨不得在最快的时间内抓获凶手。近乎残忍的戏谑和执着的正义感可以相互并存，却并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