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类变形记》：在视与听中追忆家庭“逝水年华”

私人的家庭故事是否可以放在大银幕上公之于众？似乎这本来并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影视剧中宣称是自己家庭的“真实的故事”比比皆是。观众对此是心照不宣的，因为知道这是在演戏，所以就算被感动得稀里哗啦，也不会去深究它的“真实性”。但我们或许可以思考，如果观众喜欢看这类题材，是因为可以满足窥探欲，尤其是对于邻居家长里短的好奇心的话，那么对于电影作者来说又是为什么要把自己家里的事情拍给别人看呢？——这里指的不是在社交媒体展示自己家庭如何美满、如何岁月静好、人生赢家的“凡尔赛体”，而是其反面——毕竟有些私人化的东西，哪怕您自己不以为意，展示出来了观众还会觉得冒犯呐——“家丑不可外扬”是不分中外的。

私人故事中的“人类共同情感”
塔尔科夫斯基在决定拍《镜子》之前，特地把离异多年的父母请到家里，想不到父母都强烈反对，因为作为当事人，把这么真实的情感放到电影院里，并不是多么光彩的事。甚至塔尔科夫斯基的摄影师瓦季姆·尤索夫都因为剧本中“赤裸裸的自传性”而拒绝拍摄。但塔尔科夫斯基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几经修改，最终成就了一部经典。因为他对于电影中的“真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说：“电影的假定性在于，电影形象只能通过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真实，通过自然的形式来实现。影像务必要自然不做作。提到自然，我指的不是字面上的自然主义，而是强调电影形象的形式感性接受的特点。”他要传达的，是一种“人类共同情感”。
简单地理解，它很接近中国古典美学中提到的“通感”：用视觉和听觉语言，带给观众心理上的情感感受。比如对母亲的爱、惋惜、追念等。
世界影坛中，学习或模仿塔尔科夫斯基者大有人在，但成功者屈指可数。最近，葡萄牙导演卡特琳娜·瓦斯康塞罗斯入围2020年柏林电影节“遇见”单元最佳影片的《鸟类变形记》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导演在影像层面上可以说“活学活用”了塔尔科夫斯基，或许还有部分的安哲罗普洛斯。她的成功，正在于人类共同情感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