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伯南克：如何理解危机下的货币政策？(6)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强调了货币体系和价格崩溃在大萧条中的作用。在我以理事会成员的身份加入美联储后不久，我在弗里德曼的90岁生日聚会上致辞。我在结束讲话时，为美联储在这场灾难中扮演的角色道歉：“我想对米尔顿和安娜说：‘关于大萧条，你们说得对，我们确实那样做了，我们非常抱歉。但多亏了你们，我们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了。’”
将大萧条完全归咎于美联储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作为相对较新且经验不足的央行，美联储的确表现不佳。它在20世纪20年代的加息旨在为股市投机降温，这导致了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最初的全球经济衰退。它对金本位制的承诺使其无法对20世纪30年代早期破坏性的通缩做出充分的反应。而且它在遏制银行业恐慌浪潮方面做得太少了，尽管结束恐慌一直是其创立动机之一。美联储未能保持货币或金融稳定，这使大萧条比原本可能发生的情况要糟糕得多。
一个有缺陷的思想框架——在金本位制不可行的情况下依然坚持金本位制——是美联储和其他政策制定者未能避免大萧条的关键原因。但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强调，美联储在20世纪30年代危机期间相对被动的另一个解释是结构分散以及缺乏有力的领导。［本杰明·斯特朗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颇具影响力的行长，也是美联储体系的实际领导人，他于1928年死于肺结核。］国会通过改革央行的组织结构来解决这一问题。作为1935年《银行法》的一部分，它增加了美联储理事会的权力，减少了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自主权，形成了今天美联储的基本决策结构。
这些改革还增加了美联储相对于行政部门的独立性，将财政部长和货币监理署（联邦特许银行的监管者）从美联储理事会中移除，这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性步骤，将美联储理事会从以前设立于财政部的办公地点，搬到了位于华盛顿宪法大道上的一个宏伟的新总部，那里是公共事业振兴署的一个项目，对面就是一个购物中心。这座建筑后来以1934—1948年担任美联储理事会主席的马里纳·埃克尔斯的名字命名。埃克尔斯在起草1935年的《银行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最终填补了斯特朗去世后留下的领导层空缺。与他在美联储的许多前任不同，埃克尔斯认识到有必要采取强有力的政府行动来对抗大萧条，他的一些想法与凯恩斯的理论不谋而合，助力形成了罗斯福新政的基础。
大萧条一直持续到“二战”时期，1941—1945年的大规模战争将美国经济推向了充分就业甚至更高水平。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刚刚结束之后，应财政部的要求，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以降低政府为战争提供资金的成本。战后面对朝鲜半岛新的敌对行动，杜鲁门总统迫使美联储保持低利率。但美联储领导人担心极低的利率会刺激通胀，而战时配给制度的结束刺激了民众对消费品的需求，通胀已经开始飙升。正如我们将在第一章中看到的那样，美联储开始做出反应。1951年3月，财政部和美联储达成一致意见，同意美联储逐步取消盯住利率的政策，使其可以自由地使用货币政策来推进宏观经济目标，包括稳定通胀。这个被称为1951年《财政部-美联储协议》的历史性协议为现代货币政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