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评亚当·图兹：隐秘的情境主义？（上）(3)

这本书的主要主题是什么？在过去40年里，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首先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边缘地区，紧接着在核心地区引发了连续的危机，其根源在于金融市场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区别。
在正常时期，价格上涨削弱了真正经济领域的需求，而金融证券的情况则正好相反：价格上涨越多，对这些证券的需求就越大。反过来也是一样：在危机期间，价格下跌导致大甩卖，进而加速价格崩溃。金融产品的这种特殊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的购买（与任何使用价值无关）类似于一种纯粹的投机理由；其目的是通过在未来以更高的价格转售这些产品来获得剩余价值。
在价格上涨的过程中，“由代理商的预期推动的自我维持的价格上涨，被信贷进一步夸大了”。负债增加了价格，由于这些证券可以作为新增贷款的对应物，它们不断增加的价值使代理人承担了更多的债务。随着资产泡沫开始破裂，在下跌过程中，“试图偿还债务的经济主体被迫以折扣价出售资产”，从而引发了“一场自我维持的运动走向萧条，只有国家干预才能阻止这种运动”。
自1980年代放松资本流动管制以来，这一普遍机制加速了全球经济体系内金融市场的大规模扩张，不仅极大地扩张了私人信贷、公共债券和股票的形式和规模（这是马克思说过的三种虚拟资本），还进一步发展了新型交易，使之脱离了生产过程，成为影子银行和金融创新，扭曲和延长了负债链条。“合约互换（contract swaps）、结构性产品和期权合约（option contracts）不断增加和结合。除了金融行为者的想象力之外，毫无限制。”大量投机不再是繁荣的产物：由于衍生品的灵活性，“它成为一种独立于商业周期的活动”。其结果是金融和商业交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金融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急剧上升。到2007年，衍生品的名义总价值约为全球GDP的10倍。到2013年，纯金融交易的价值比贸易和投资的总和高出100倍。
这样一个倒金字塔结构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陷入危机并不奇怪，每次都要求央行充当无限的最后贷款人，政府通过让赤字飙升来维持需求，以拯救金融体系——2008年的崩溃是迄今为止最新、最引人注目的案例。但正如杜兰德所观察到的，此类救援行动的成功本身就为下一场危机埋下了伏笔。如果“经济政策在控制崩溃的努力中无可否认地取得了成功：所有战后金融危机都得到了遏制”，随之而来的信心回升在适当的时候就会起反作用——金融经营者越来越愿意冒新的风险，因为他们知道央行“将尽一切努力防止系统性风险成为现实”。这就是政府干预的悖论。“随着危机管理能力的提高，金融行为体和监管机构变得更加乐观”，金融创新开始复苏，监管放松，产生了更加复杂和精密的产品，以牺牲所购资产的质量为代价扩大了信贷。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小规模危机，由于处理危机的能力得到提高，这些危机很快就会得到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