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评亚当·图兹：隐秘的情境主义？（上）(4)

这种累积的动态产生了一个金融超循环（super-cycle），通过这个超循环，累积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大，即投机性金融和庞氏骗局的相对权重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国家为遏制危机而进行干预的规模和成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计算，从2008年秋季到2009年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银行和中央银行向金融部门提供的支持总额相当于世界GDP的50.4%。
没有累积的利润？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体金融部门膨胀的规模意味着它在总利润中所占的份额也在增加。对杜兰德来说，这就提出了这些利润来自何处的问题，这个问题或多或少困扰着其他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工作的人。但正如他所指出的，这里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核心区域的投资率稳步下降，随之而来的是逐年的增长率。然而，在同一时期，利润却保持在高位。事实上，正如大卫·科茨（David Kotz）指出的那样，2010年至2017年间，美国的累积率低于里根时代以来的任何一个十年，但利润率却高于这一时期。那么，这些利润总体上来自哪里呢？杜兰德的回答是，它们代表了霍布森（John A. Hobson）在20世纪初对未来的设想的一个更新版本：也就是说，从投资于体系外围的廉价劳动力区的生产中获取高水平的利润，尤其是在亚洲。
这样的话，没有积累的利润之谜将会消失，因为企业确实在投资；不是投资于增长、就业和工资停滞的国内经济，而是投资于海外地区，在那里他们获得了非常高的回报率。
从表面上看，这一论点有两个困难。第一个问题是，原则上，“虚拟”资本（如果将其定义为“未实现生产而流通的资本，代表着对未来实际价值评估过程的要求”）的界限在哪里，因为从形式上讲，几乎所有投资都符合这一标准，即资本是为了预期获利回报而布局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从流入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外国直接投资中估计纯金融支付的重要性，这种支付不同于从生产活动直接获得的利润。他以美国和法国的研究为例，将外国资产的股息作为这些问题的替代指标。目前尚不清楚杜兰德重新提出第一个难题的程度有多深。金融化和全球化之间的结，正如他所说，是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联系在分析上究竟如何仍然难以捉摸。
他的书的结论没有这种含糊不清的地方。与公认的观点相反，虽然金融不稳定具有影响所有行为者的负面外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金融不稳定就是对所有人的祝福。金融稳定本身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的公共产品。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操作的回报让它在2008-09年得以恢复。一年后，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持有的政府债券份额已攀升至40%以上。杜兰德的裁决非常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