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通古今经纬天地(3)

吴泽在大学读书期间，学术界正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以及社会史问题展开空前的大论战。郭沫若首倡殷代原始社会说和西周奴隶制社会说，吕振羽则根据自己的研究，创立了殷代奴隶制社会说和西周封建说。但“新生命派”和“动力派”则认为奴隶制社会只是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的特例，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古代“空白”了奴隶制时代。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必然涉及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具体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否按照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由低级向高级迈进？举世瞩目的中国大革命，是否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历史的发展有无规律可循？如果有，发展的规律又是什么？要正确理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就必须回答这一连串的问题。这场大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阶段；
三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受李达、吕振羽的影响，吴泽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各家言论的基础上，在南京《劳动季报》1935年第1卷第5、6期上分别发表了《殷代经济研究》和《传说中夏代之家族制奴隶经济》，两文均经过吕振羽的修改并介绍发表；在南京《中国经济》杂志1937年第5卷第5、6期发表《“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论战之总批判》（上、下）等文章。前两文在认真研究甲骨卜辞、考古实物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分别从农业生产、商业、手工业等殷代社会经济生活方面论证殷代经济是奴隶制经济组织、殷代社会制度是奴隶制社会；后两文论述了奴隶制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经过”的阶段，驳斥了奴隶制社会“空白论”，乃至“三形态”“四形态”之类观点。对否定奴隶制社会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经过的阶段、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当作独特的社会形态并以之“顶掉”奴隶制社会等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读书期间，吴泽还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原始社会史，撰写《中国先阶级社会史》书稿，吕振羽特地为此书作序，写下《〈中国先阶级社会史〉序》，向学术界大力推荐。遗憾的是，这部书稿在日寇侵华的炮火中佚失。
胸罗万古兴亡史
1937年7月，正当吴泽从中国大学毕业之际，卢沟桥事变爆发。几经周折，吴泽回到常州的老家。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吴泽与几位老同学在家乡联合创办《抗敌导报》，激励民众信心，谋划救亡之策，宣传全民族抗日。在创刊号上，吴泽以胡哲夫的笔名，发表了《从淞沪抗战看中日战争的前途》，由于文中指责了当政者，他被逮捕入狱，后在亲友的营救下才得以出狱。出狱后，他在南京《金陵日报》上发表《庭讯》一文，披露狱中受审时的片断答问，揭露国民党监狱的黑暗内幕，并阐述了对抗战前途的看法。10月，吴泽携家眷辗转镇江、武汉。1938年春，到达重庆，见到了李达、吕振羽、侯外庐、张友渔以及翦伯赞、华岗等师友。在他们的推荐下，吴泽先后执教于重庆复旦大学历史系和重庆朝阳法学院。在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的同时，他还在青年学生和朋友们中间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