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塞特：为什么大众要干涉一切？(2)

但是，平庸的心灵没有能力做这样的转换——它是运动的极致形式。
此外，我们还面临着智者与愚人的永恒划分：明智之士总是感到自己有沦为愚人的可能，所以他竭力逃避这种稍有疏忽就会降至的愚蠢，他的努力取决于他的智慧；而另一方面，愚顽之人则从不怀疑自己，他总是认为自己是最明智、最谨慎的人，所以他对自己的愚蠢安之若素、怡然自得。就像一些昆虫无法走出它们安居的洞穴一样，愚顽之人无法摆脱愚蠢，走出蒙昧状态，也没有什么办法迫使他们将其钝化的视觉与其他更为敏锐的视觉比照。愚顽之人对生活愚昧无知，他们根本没有沉思默想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阿纳托尔·法朗士说愚蠢的人比奸诈的人要糟糕得多，因为奸诈的人还有打盹的时候，而愚蠢的人却从不知道休息。
这并不是说大众人就是愚蠢的人，恰好相反，今天的大众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民众都要聪明，都要机敏，但这种能力对他毫无用处；事实上，这种认为自己更聪明、更机敏的模糊感觉反而使他更加封闭，并妨碍了他实际运用这种能力。大众人一旦陷入了思维定式的泥淖之中就无力自拔，各种陈词滥调、先入之见、零敲碎打的思想、空洞无物的言辞，统统胡乱地堆积在他的大脑中；他还到处贩卖、兜售这些破烂，这种厚颜无耻的虚妄行径恐怕只能由他头脑简单、智力低下来解释。这正是我在本书第一章中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所做的概括：它不在于平庸的人认为自己是不平凡的，是出类拔萃的；而在于平庸的人不但承认自己是平庸的，而且还宣称平庸是一种权利，并要求执行这种权利。
今天，智识上的平庸之辈对公共生活的把持与控制或许是当前时局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至少在欧洲历史上，迄今为止，平庸之辈从未相信自己对事物有什么“思想”，他们拥有信仰、传统、经验、箴言、心灵的习惯，但他们从未奢望对事物的实然或应然状态持有什么理论上的观点，比如说对政治或文学。对于政治领袖们的政纲，他们可以根据其制定或执行的好坏给予支持或予以抵制，但他们的态度只能是对其他人创造性行为的一种反应和回声，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们从未想过用自己的“思想”来反对政治领袖们的思想，他们甚至不敢从自以为拥有的“思想”立场来评判政治领袖们的思想。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艺术以及公共生活的其他层面。一种对自身局限性以及在理论化方面无能的内在意识，有力地阻止了他们这样做。其必然结果就是平庸之辈从不会想到，哪怕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应该对某一个公共事务做出决策，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理论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