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塞特：为什么大众要干涉一切？(4)

这种精神状态的结构在他们的政治行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直白，而其关键仍然在于我们所说的“智识上的冥顽与封闭”。大众的头脑中满是一些奇思怪想，但他们却缺乏理论化的能力。对于思想观念得以滋生、存活的珍稀氛围他们更是一无所知。他们希望拥有自己的观点，但又不愿意接受一切观点赖以为基础的前提和条件。因此，他们的“思想观念”实际上不过是口头上的愿望罢了，仿佛音乐喜剧中的抒情短诗。
拥有某种思想观念即意味着相信自己掌握了拥有它的理由，因此，也就意味着相信理性以及可以理解的真理世界的存在。拥有思想、形成观点，就等同于向这个权威（理性和真理的世界）求助，并服从它，接受它的法则、判断与决定，因而也就相信社会沟通的最高形式是对话（the dialogue），在对话中我们思想观念背后的理由得以检讨。但是，大众感到一旦接受这种检讨，他们就会迷失自己，因此，他们对承认外在于己身的最高权威这一义务怀有本能的拒斥。如是观之，当今欧洲的“新”进展就是“与讨论和对话绝缘”、对各种形式的社会沟通与交流的反感，因为它们都意味着对客观标准的服从，从日常交谈、议会辩论到科学探讨本身，无一不是如此。这表明欧洲人正在弃绝一种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公共生活，也就是服从于标准的公共生活，而向蒙昧野蛮的公共生活蜕变。
为了直接实现他们渴望强制推行的措施，他们公然抑制一切规范的程序。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心灵的冥顽与封闭促使大众干预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同时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采用一种单一的干预方式，那就是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
当我们这个时代的诸种起源被拼凑到一起时，我们就会发现，其特有旋律的第一批音符是由法国的工团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在1900年左右奏响的，这些人正是“直接行动”这一方法与名称的始作俑者。人类往往倾向于使用暴力，有时候暴力的唯一后果就是纯粹的罪行——它不是我们这里关注的对象；但有些时候，当人们发现其他一切正常的手段都不足以捍卫他们认为自己拥有的或应该拥有的正当权利时，他们也会诉诸暴力。命运一再地迫使人类使用此种形式的暴力，或许是令人遗憾的；但我们也不可否认，它同时意味着对理性和正义最崇高的礼赞。因为，这种形式的暴力正是“被激怒的理性”（reason exasperated），暴力实际上是ultima ratio [最后的理性]，人们总是非常愚蠢地在反讽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措辞，但它确实清晰地表明在诉诸暴力之前对理性及其规范的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