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塞特：为什么大众要干涉一切？(3)

另一方面，今天的普通大众对世界上已经发生的以及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拥有最精确的“思想”，因此，他们也就失去了倾听的能力。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切必要的知识，他们何必再洗耳恭听呢？让他们倾听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做出判断、声明和决定。在公共生活领域，尽管大众依然愚昧无知，但他们却处处插手，频频干涉，强制推行自己的“观点”。
然而，这不正是一项进步吗？大众拥有了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说，大众受到了教化，变得有文化、有涵养，这难道不是重大进步的象征吗？绝非如此，普通大众的“思想”并不是真正的思想，也不能说他们因此就拥有了文化。拥有思想就是要检验真理，将真理的军，把真理置之死地而后生。无论是谁，只要他想拥有思想，首先就得渴求获得真理，并能够接受真理所强加的游戏规则。如果拒绝接受一种用以检验、规范思想的更高权威以及可以诉诸的一系列准则，奢谈什么思想、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些规范和准则正是文化的原则。这里，它们采取何种形式是无关紧要的，我强调的毋宁是：如果我们的同伴缺乏可以依据的规范，就无所谓文化；如果没有可以诉诸的法律原则，就无所谓文化；如果在辩论中不接受某些终极的智识立场，就无所谓文化；如果经济关系不服从于可以保护有关各方之利益的原则，就无所谓文化；
如果在美学争论中不承认评判艺术作品的必要性，亦无所谓文化。
当所有这些必要条件都缺乏时，就更无文化可言，这是最严格意义上的野蛮！让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吧，在大众反叛日益滋长的情况下，欧洲正一步一步进入野蛮之境。当旅行者来到一个荒蛮之地时，他很快就会发现这里没有任何统治原则可言。确切地说，根本就没有什么野蛮人的准则，野蛮就是缺乏可以诉诸的规范和标准。
文化程度的高低乃是根据这些标准的精确度来衡量的，如果这一精确度过于粗略，那么这些准则就只能grosso modo [大致地]规范生活；反之，它们就可以细致入微地渗透到所有行为的运作当中。
粗暴野蛮的政治运动在欧洲的盛行由来已久，我们只需回想一下早些时候西班牙的工团主义运动或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就可以了。我们千万不要仅仅因为它们是新近才出现的，就以为它们是奇特怪异的。欧洲人对新奇事物的热情可谓根深蒂固，由此已经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动荡不安的局面。这些新运动的奇特因素并不在于它们本身的新颖，而在于它们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在工团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形式下，欧洲首次出现了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们根本不愿诉诸理性或者试图表明自己是正当的，他们仅仅是要决意推行自己的意见。这才是崭新的事物：不讲求理性的权利（the right not to be reasonable）、“无理性的理性”（the reason of unreason）。大众新的精神状态在这里一览无遗：他们没有治理的能力，却决意要统治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