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塞特：为什么大众要干涉一切？(5)

文明不过是试图把武力变成最后的手段而已。但对于“直接行动”，我们现在已经再清楚不过地看到，它正准备颠覆一切秩序，并宣称暴力是prima ratio [首要的理性]，甚至可以严格地说是unica ratio [唯一的理性]。这一规范要求废除所有的规范，取消介于我们的目的与效果之间的一切中间过程，这正是野蛮主义的大宪章（the Magna Charta of barbarism）！
我们很容易就会回想到，在任何一个时代里，大众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参与公共生活，他们都会采取“直接行动”的方式，因此，它是大众屡试不爽的modus operandi[惯用伎俩]。本文的主旨得到了如下这一显著事实的有力支持：当前，大众对公共生活的压倒性干涉已经由过去间断的、偶尔为之的活动发展为正常的、天经地义的事情，“直接行动”公然成了一种被普遍认可的方式。
在这种新的体制下，我们的团体生活开始走向堕落，一切诉诸“间接”权威的行为都受到了压制：在社会关系中，良好的礼仪不再被遵守奉行；在文学作品当中充斥着粗鲁、暴戾的言辞；两性关系中的约束与节制也是荡然无存。
约束、规范、礼貌、委婉、正义、理性……，人们为什么要发明这些东西呢？创造这些微妙复杂之物有什么用呢？所有这些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文明”（civilization），它的词根civis（citizen , “公民”）揭示了它的真正起源：正是凭借这些事物，城市、共同体、公共生活才成为可能。因此，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上面所列举的这些文明的构成要素，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具有共同的基础。事实上，所有这些文明的要素都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关心他人，替他人着想。文明的第一要义就在于共同生活的意愿。一个未开化的野蛮人是不会考虑他人的，野蛮就是离群索居的倾向。因此，野蛮的时代就是人类分散而居、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是各个小群体滋生繁殖、相互隔绝、彼此敌对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