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开头能猜到结局？故事成也法则，败也法则(8)

民间的主体性被研究者取代了吗？
新京报：作为民俗的一种表现形式，民间歌谣与传说其实是理解中国底层社会运转的重要场域。你在书中提到，很多民俗现象之所以不可解，除了历史遗迹缺失外，还因为我们总是试图从民众的自我表达中寻求民俗真相，这样的做法存在什么问题？以及，为什么说“民俗的实际功能与民俗的自我表达是两回事”？
施爱东：我先举个例子，山西洪洞有个非常盛大的“接姑姑迎娘娘”走亲习俗，演的是迎送娥皇、女英的故事，每次活动都会有一些马子得到神灵附体，降言各种“神谕”。北京大学的陈泳超教授在调查中发现，这一活动的实际掌控人是一位名叫尤宝娅的女子。尤氏既有政治也有经济方面的背景，能够从各种途径募来款项，各地庙宇都希望从她那里拿到钱，都得听她的。尤宝娅知道马子是神的代言人，因此掌控了整个仪式圈内大量的女性马子。凡是她的决定（类似于什么庙该建、什么庙不该建这样的重大决策），一般会都通过马子的“神谕”发布出来。

《聊斋新编》（2015）剧照。
当地老百姓是相信“神谕”的，要不马子这一角色也不可能延续千年。可是，所谓“神谕”，真的体现了神的意志吗？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马子，表面上是为神代言，实际上是为尤宝娅代言，作为代言的回报，很可能也就是一些小恩小惠。我们如果相信村民的自我表述，那我们当然就得相信马子所说的话就是神的意志。但是作为民俗学者，我们必须知道，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本质上都是人与人的关系。表面上是神的意志指引着人的行为，实际上是人的意志决定了神的表述。
此外，很多民俗学研究者倡导替当地人发声，质疑研究者的叙述解读是否替代了当地民众自主表达的主体性，但我认为，研究本身不等同于地方志书写，也不是为当地民俗唱赞歌。比如，一些美国民俗学者过度讲究学术伦理，认为调查研究的成果需要得到当地民众认可才能发表，但是你想，哪个当地人会愿意成为“反思”和“批评”的对象呢？这种过度的伦理束缚，事实上约束了民俗学在美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