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前期莱茵边境的政治体制是怎样的？(3)

第三，军队对莱茵边境民间社会发展拥有奠基和引导作用，除在营庄基础上发展城镇的特点外，莱茵军团经常用指令手段迁徙、教化日耳曼原住民，例如将森林、丘陵地带的游牧部族迁移至平原居住，并从生产生活等各层面诱导其罗马化进程。最典型的案例是阿格里帕公元前38年对乌比伊人的跨河迁移，科尔布罗则在公元47年将议会、官僚和万民法强行引入弗里喜部落。此外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在很多帝国地区军队指挥官、百人队长（centurio）等有权根据万民法参与地区司法工作，但莱茵边境日耳曼社会拥有根深蒂固的习惯法传统，因此罗马军队、统治者很难深入干涉。

三．行省行政、司法和税收

在藩属部落、军队管理的基础上，随着帝国前期莱茵边境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发展，当地行省治理活动逐渐步入正轨。行省治理主要包括帝国行政、立法司法、税收和公民自治等方面。第一，莱茵边境四行省（军事区）既是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更是颇受元首和元老院关注的战略要冲，因此在帝国行政体系中地位突出。事实上，虽然贝尔吉卡行省规模更大、罗马化进度更快，但该行省总督政治地位经常不及上、下日耳曼尼亚长官显要。
而莱提亚长官仅为骑士，故政治影响力低微但受元首操控更明显。在奥古斯都至提比略时期，执掌日耳曼尼亚军、政的通常是元首亲信或帝国政要，例如阿格里帕、德鲁苏斯、提比略本人、瓦卢斯和日尔曼尼库斯等。但随着边境局势稳定和战略地位衰减，下日耳曼尼亚总督岗位后来仅堪偶尔作为罗马权贵升任不列颠总督前的“跳板”。而莱茵边境行省总督几乎难以企及代执政官级公共行省总督的仕途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