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王国时期维齐尔的出身与选任(3)

然而，这一概念无论其内涵还是其群体的出身特征对乌尼这一个案都不适用。对“新人”一词的使用表明，艾尔在未经考证的情况下预设了乌尼并不显赫的出身层次，那么他进一步得出乌尼“白手起家”的结论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偏误。
在时空背景和政治体制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将具有特定含义的其他领域术语不加考索地直接挪用至本领域中的做法，消解了古埃及历史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也令艾尔对乌尼其人及当时政治背景的判断缺乏可靠的根基。
其二，艾尔指出，在第五王朝中期，官僚群体中出现了有实际职务的技术官僚与无实际职责的宫廷贵族两者间的分化；乌尼自然是被归入有实际职务的技术官僚一类，这一群体即所谓“白手起家”人群。
由此，官员的出身与职务虚实的变化被研究者们联系起来，寒门出身的技术官僚掌“实职”，世袭贵族则有“虚衔”，不必参与具体工作。但乌尼的出身情况说明，官员的出身与职务的“虚实”并无确定的联系。

事实上，自马里埃特于1860年发现《乌尼传记》以降的100余年中，埃及学家们因缺乏其他的相关材料，只能通过《乌尼传记》本身这件孤立的文本考察其中的历史信息，故加德纳、贝恩斯和艾尔的研究受文本影响发生对官僚群体认识的偏误。
但他们的根本问题主要不在材料的缺乏，而在于过于大胆、武断地在缺乏考证的情况下建立联系，或对文本细节分析不够彻底，或未加甄别地使用其他学科有特定背景、意义和使用范围的术语。
在乌尼的“二次发现”后，尽管卡纳瓦提在重构乌尼家族世系的研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他依然肯定了单纯考察传记文本“会使人相信乌尼在官僚体系中凭能力、效率、勤奋和国王的信任升迁”。
他认为，“与《乌尼传记》类似的文本说明古王国后期出现了一个冉冉升起的新阶层，他们将自己在职业生涯中的升迁归因于能力而非裙带关系”。与此类似，虽然学界普遍接受了考古材料与传记文本在塑造乌尼形象上的差距，4但并未对官僚群体的出身和选任作出“知识更新”后的研究，下一部分将聚焦于维齐尔群体，并对这个方面做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