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通过黑暗的故事——读阿摩司·奥兹

胡泳/文
文学应该被阅读的方式：挑衅
“我亲爱的父亲阿摩司·奥兹（AmosOz），一位出色的家庭男性，一位作家，一位和平温和的人，今天在与癌症的短暂战斗后平静地离世。他被爱他的人所环绕并且直到生命的尽头都清楚这一点。愿他的美好遗产继续修正世界。”
2018年12月28日，打开推特，奥兹的女儿范尼娅·奥兹-萨兹伯格（FaniaOz-Salzberger）的一段话赫然映入眼帘。由于这位伟大的以色列作家的离世，2019年的进入对于很多人显得格外苦涩。
来自世界各地的悼念在新年前后汇聚成两个主题：以色列痛失其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同时，主张巴以“两国解决方案”的最强大的左翼活动家之一也不再能够发声，以色列因此失去了在中东和平问题上最有说服力的对外发言人。
奥兹是不多的用两支笔写作的人，真的是笔，不是计算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桌子上有两支笔。一支黑色，一支蓝色。我用一支来讲故事，另一支告诉政府见鬼去——我从不混淆这两支笔。对我而言，小说从来不是政治工具。当我想发表某个声明时，我写文章。”
话虽如此说，在以色列写小说，恐怕由不得小说家完全换上另外一支笔。奥兹自己就曾数度对小说的重负发出微词。一次他说：“你知道，如果你在世界上某个陷入困境的地方写作，一切都会被附会。如果《白鲸记》今天以巴尔加斯·略萨（MarioVargasLlosa）的名义在南美写成，人们会说它是关于独裁统治的。如果它是由纳丁·戈迪默（NadineGordimer）在南非写的，会被解释为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在俄罗斯，鲸鱼将是斯大林。在中东，小说将被描述成以色列人追逐巴勒斯坦人，反过来也成立。这就是你在麻烦地点写作所付出的代价。”
在另一次，奥兹抱怨那种坚持要小说家扮演先知的“犹太-斯拉夫传统”（Judeo-Slavictradition）：“这可能是一个可怕的负担，因为与先知不同，我并不能听到来自上面的声音，我认为我没有能力预见未来或成为人民的良心。然而，就像在俄罗斯或波兰一样，以色列对作家怀有巨大的期望。”“没有人期望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触及慕尼黑协定，但每个人都认为我的小说是关于巴勒斯坦新起义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