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保平：我的愤怒比他们还强烈，只是载体不一样(9)

《人物》：拍《光荣的愤怒》那会儿是什么状态，是哎呀，我等了十几年，终于等到今天，还是说，到了我要拍电影的时候了？
曹保平：我觉得其实完全没有那么兴奋，我到拍「光荣」之前，几乎一部接一部在拍，在拍电视剧。所以我本身没有那种饥渴感，但是终于拍电影，拍一个自己最心仪表达的东西，还是些许有一些区别，但这个区别没有到了那么张狂的地步。
《人物》：把活儿漂漂亮亮干完。
曹保平：「光荣」为什么觉得好，我是觉得，其实骨子里我对于黑色电影的这种，就是某种意义上对正常现实的解构的那种意思特别心仪，它特别有劲儿，但又很诙谐，很解构现实，而「光荣」是这样一个东西，我后来其实还是很想做这一类的，但一直都是各种阴差阳错，没有做回去吧。
《人物》：怎么就没回去呢？大家会觉得遗憾，沿着这个路子拍下去，咱不就有自己的科恩兄弟了么？
曹保平：该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就是天生的对某种意义上的挑战或者说不甘有兴趣吧。我最早的理念希望我的每一部电影都不一样，而不是说保持某种意义上创作的连续性和一贯性，我觉得你要是厉害，你应该是什么都行，样样你都拍得不差，那才叫厉害呢，但是其实也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盲目自大吧。
《人物》：然后就拍了特别不一样的《李米的猜想》。
曹保平：好像真的当时没有想什么连贯性，就想找到一个迥然不同的，没有人拍过的，这样觉得好有创作冲动，有恨不得拍一个可以传世的作品的那种野心，但是和传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最终完成还是出现了各种问题（笑）。
《人物》：「李米」的问题是什么？
曹保平：「李米」的问题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市场博弈的结果。当时它的监制是陈国富，在剧本阶段我们就有一些争议，国富说我作为一个导演，我完全理解你，我一点都没觉得你这样不对，但是我现在的身份是华谊的监制，那我是监制，华谊要投入这笔钱（在当时这算是一个商业投资），那我就要对这个项目本身的未来做考量。原来那个故事结尾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后来做出了改变。
《人物》：最后就变成了，它真的是一个结结实实的爱情。
曹保平：这个我现在也无法说它就是好还是不好，比如说我坚持的那个，它是不是一定是最好的呢？电影这东西是验证不了的，它是单向的。在每一件事中有每一件事要妥协和要弹性处理的东西，最后就是双方互相都得顾及对方的顾虑，所以作品最后就会成为它呈现出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