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简史(4)

彼特拉克《秘密》意味深长的是，作为从“黑暗世纪”中走出的第一人，彼特拉克正是“黑暗（中）世纪”（Dark Age）这一深入人心的说法的始作俑者，他通过回望古典而发现了未来世界的入口。黑暗世纪的人们的自我意识在上帝的强光下几近遁形，彼特拉克在一种深切的焦虑中重新发现了它。面对自己的直接前辈——“黑暗的”中世纪文化，一如彼特拉克之于但丁，文艺复兴精神通过远交近攻、厚古薄今的策略，从更久远的时代（在文艺复兴人看来，这是一个失落的美丽新世界）——古代希腊-罗马异教文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通过模仿古人而战胜了前人，最终从古人-前人手中夺回了自身存在的权利和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彼特拉克的焦虑——历史证明这一焦虑提供了自我超越的动力并最终转化为审己知人的自信——正是这一古典精神的再现和新生。通过这一精神，彼特拉克成为了“文艺复兴之父”和西方人文主义第一人；
也正是通过这一精神，文艺复兴成就了自身的辉煌。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划时代运动中（无疑是过去一千年中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焦虑这一长久以来被视为病态的情绪却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后世所谓的“存在性焦虑”经由彼特拉克播种蔓延，在蒙田对人的发现以及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经由他的著名观点：我思故我在）中达至高潮。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在悄然发生：城市化、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地域和阶级流动的增加、民主价值与自由的扩大……所有这些趋势（尤其是它们的综合叠加）都让焦虑爆炸性地增长，其令人惊愕的传播性和变异性不亚于瘟疫。于是，焦虑一跃成为过去几百年间萦绕于个人、社会、国家乃至文明的关键词。未必人人都有幸拥有闲暇，无聊也只是偶尔光顾人们的生活，辛勤劳作的人们甚至不知懒惰为何物，但焦虑却肆无忌惮地袭击着每一个人，从黎明到黄昏，从工作到生活，从咖啡馆到时装店…
…可惜人们对它普遍心怀厌恶（甚至恐惧），且知之甚少，这是人类这一物种最大的不幸之一。
三
颇为有趣的是，焦虑不仅是观察文明演化的窗口，也是比较不同文化的镜面。焦虑在中国文化中没有被专门研究（中医学中也没有“焦虑”的概念），但中国人的焦虑传统可谓源远流长，我们可以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成书的《左传》中窥见这一源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谓：“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所谓的“三不朽”成为后世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追求。就此，对不朽的焦虑——是否德行圆满，是否建功立业，是否著书立说等等——成为中国人自身普遍焦虑（甚至是对下一代）的核心，这种对肉身易逝、精神长存的朴素追求贯穿于中华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因此，当我们读到《论语》中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或汉代《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时，便不难体会到其中所蕴含的属于中国人的普遍性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