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简史(5)

在资本主义萌芽的16世纪，处于中国传统地位序列（即“士农工商”）末流的商人也在内心涌动起追求不朽的焦虑，在个体自由和社会关系悄然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人的焦虑也和西方人一样迅速扩散和蔓延，这一愈演愈烈的趋势至今没有停歇。对此，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版序言中敏锐地指出：“这是16世纪以后商人为自己身后树碑立传的心理动力，我曾称之为‘求不朽的焦虑’(immortality anxiety)，恰与卡尔文教派所谓‘求解救的焦虑’(salvation anxiety)相映成趣。”可见，在明代后期这样一个大转型期内，商人世界居然也出现了“不朽”的焦虑，这反映了商人阶层的兴盛以及儒、商互动的深入。就这样，焦虑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在中西方世界横行肆虐，并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间逐渐演化成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进入17世纪，由斯宾诺莎代表的理性主义和帕斯卡尔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开始交汇碰撞，焦虑恰巧处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模糊地带，这一对立思想的交锋与碰撞为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提供了一种难得的视角。斯宾诺莎认为，“任何东西都努力保持自己的存在。这种努力就是存在本身；它只表现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里。”这种努力如果与心灵相联系，它就是意志；这种努力如果同时与身体和心灵相联系，它就是欲望。对于不同事物的欲望就产生了情感。斯宾诺莎从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情感是一种混淆的、有局限的观念，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使人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他没有直接研究焦虑问题，而是谈及了恐惧。他认为恐惧是一种不确定的痛苦，而希望是一种不确定的快乐。“没有希望就没有恐惧，反之亦然。恐惧起于心智的软弱，因此是理性没有运作的缘故。”

帕斯卡尔《思想录》斯宾诺莎将希望与恐惧并列，其实已经站在了焦虑问题的门槛上，因为焦虑本身就是一种既有期待又有恐惧的心理冲突状态，但他始终临门而不入，乃是因为他对理性的信念太强大使然（焦虑有着非常显著的非理性的一面），是时代精神决定了焦虑问题未能进入斯宾诺莎的思想视野。与斯宾诺莎对理性的执着相反，帕斯卡尔虽是第一流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却对理性的人充满疑虑和忧思。人这支多愁善感的思想的芦苇，吹出的是一曲有关人世沧桑的哀歌。他看到生命的脆弱与短暂，感叹际遇的无常与偶然，发现人因害怕孤独而“总是匆忙度日”，发现理性因过于自负而错过了对情绪的细心考量。因此，帕斯卡尔说，“心的理由是理性所不知道的。”虽然帕斯卡尔没有对焦虑提出见解，但他对人的心灵的复杂性和脆弱性的认识，揭示了人类情感非理性的一面，对焦虑问题有着巨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