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下江南”的历史符号学(2)

那么，清朝究竟是如何利用巡幸在江南建立并加强有效统治的呢？“乾隆下江南”的第一层象征逻辑就是“法祖”，即效法先祖。从秦始皇开始，汉武帝、隋炀帝、唐太宗等大一统王朝的历代皇帝都曾进行过巡幸，只不过巡幸次数和规模大小不尽相同。在张勉治看来，康熙和乾隆祖孙二人接力将“巡幸”这种古老仪式传统在本朝恢复，从而利用其完成对帝国意识形态的塑造与传播，在江南民众中树立起朝廷军纪严明、勤政宽仁、崇俭抑奢等美德。
另一方面，面对诸大臣认为巡幸劳民伤财的进谏，乾隆又用符合儒家观念的孝道平息了议论，把首次南巡时间安排在1751年皇太后六十大寿时：“朕巡幸所至，悉奉圣母皇太后游赏。江南名胜甲于天下，诚亲掖安舆，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良足以娱畅慈怀。”意思是，不是乾隆自己想要去南巡，一切都是为了尽孝。这样既能为南巡找到正当理由，又避免了过多冒犯汉人士大夫，可谓一石二鸟。
二
上古时期文献中，“巡幸”常与“巡狩”通用，“狩”即“狩猎”。“巡幸”的原始含义就是打猎，而打猎的组织经验又与战争十分相似，可见巡幸本身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这也是乾隆南巡的第二层象征逻辑。
清朝的先祖女真人起自东北的白山黑水间，通过武力夺取中原，于马上得天下，独特的满洲八旗制度被认为是清朝之所以能最终立国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到了康乾时期，满洲八旗最初的尚武精神和战斗力已经严重衰退，乾隆帝焦虑万分，决心重申“国语骑射”、强化操练军队：“自古制经邦之道，揆文必兼备武，诚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也。国家承平既久，武备、营伍最宜加意整顿。”
关于清朝少数民族政权为何能够统治汉人二百多年的问题，过去学界和大众都倾向于认为是所谓“汉化”的原因，也就是说，清朝中后期开始，统治者逐渐丧失了满洲特性，从而接受并认同汉人文化。但近二三十年来，海外一系列被统称为“新清史”的研究认为，其实清朝统治者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自身的民族特性和身份认同，这一点在张勉治的南巡研究中同样表现得尤为明显。
通过爬梳档案文献，张勉治在书中展示了南巡与充满民族色彩的军事行动相关联的诸多证据。比如，负责挑选出巡路线和驻跸地点的是一个名为总理行营处的机构，该机构的成员都出自满洲或蒙古精英，并将汉人排除在外；巡幸途中的营地拆建和后勤物资形式都采用战时标准，“在江南巡幸时，乾隆朝廷就像进行某种军事演练的一群民族征服者精英”；乾隆在南巡过程中拒绝乘轿，而是以上率下坚持骑马，因为“骑马是民族荣誉的象征，与满洲人武备、行动主义、活力密切相关”；同样地，射箭也成为乾隆帝南巡路上热衷的一项活动，“为的是展现鲜活的满洲尚武传统，重申清朝成就所公认的尚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