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下江南”的历史符号学(5)

在乾隆到来之前，江南盛景已经在历朝士大夫笔下积累了丰厚的文学遗产。换句话说，江南已被汉人精英书写了太多遍，拥有一个强大的书写文化传统，主要表现为士大夫的逸乐精神。那么，作为异族统治者的乾隆在描写江南时就必须考虑呼应这个强大的书写文化传统，否则对于汉人精英来说就是一个刺激。另一方面，如果乾隆完全屈从于这个书写文化传统，那又将破坏自己精心树立起的勤政人设。所以，乾隆对于汉文化只能采取一种既迎合又排斥的矛盾态度。
四
今日看来，张勉治这本写于十多年前的著作在史实发掘层面并无多少新意，最具启发性的还是作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张勉治在美国接受过系统的汉学学术训练，具体到清代时段，不可能不受风靡一时的“新清史”影响，他在书中明确承认了这一点。柯娇燕（PamelaKyleCrossley）、欧立德（MarkC.Elliott）、米华健（JamesMill－ward）、罗友枝（EvelynRawski）等“新清史”代表性学者的观点也成为张勉治经常援引的对象。
“新清史”的学术理路强调满洲特性和民族身份认同，同时采用空间上更为宏阔“内陆亚洲”视角进行分析，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史学。张勉治对于“乾隆下江南”和清朝统治建构的研究就是在“新清史”的解释框架下展开的。
当然，张勉治在回顾治学路径时，特别强调了英年早逝的天才型内亚史学者傅礼初（JosephFletcher）对他的启发。傅礼初早在1979年就充满预见性地提出了未来清史研究应该关注的三个问题：一是清帝国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运作的？二是中央政府尤其是君主制的基础是什么？三是满洲人想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帝国？带着这些问题意识，张勉治在自己的南巡研究中都有所回应。
“乾隆下江南”是一个学界和民间都无比熟悉的历史符号，张勉治能在这个符号上解码出如此丰富、新颖的意涵，并令人信服地把南巡视作清朝统治建构的组成部分，实属难得。毋庸讳言，张勉治的具体论证过程并非完美，有的地方存在混淆，比如南巡和北巡、东巡等的差异性都没有做很好地区分，有的地方甚至结论先行，比如对某些御制诗的解读有过度阐释的嫌疑……不过瑕不掩瑜，张勉治的研究视角仍然值得国内的同行借鉴学习。
最近正好读到刚从复旦大学史地所退休的姚大力教授在纪念《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在谈到历史研究的“求精”时，他说：“对史学来说最被人看重的，即如何从史料（尤其是从为人所习见的史料）中榨取信息的能力和技术。如果史料一经陈列出来，它所要说明的意义就能自动呈现在人们眼前，那么史家与一个兜售杂货的小摊贩就没有多少区别了。”关于乾隆南巡的史料并不难找到，然而唯独张勉治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从中榨取出了前人未见的信息，这就是《马背上的朝廷》值得阅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