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下江南”的历史符号学(3)

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曾对自己亲政以来的半个世纪做过总结：“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征，二曰南巡。”“西征”指的是平定蒙古准噶尔部，过去大多认为这两件事彼此之间并无联系，都是分开叙述，而张勉治却充满洞见地指出这两件乾隆钦定的大事息息相关。在他看来，乾隆1751年首次南巡和1757年第二次南巡之间之所以会格外关注军事武备问题，除了因为满洲民族身份的自觉认同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与准噶尔部在西北进行的战事正酣。
当1758年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乾隆在他1762年的第三次南巡中就精心谋划了宣扬战功的环节，他在扬州接见了已经归附清朝的哈萨克、维吾尔等内亚部落首领。乾隆不仅带他们领略江南名胜古迹，还请他们随圣驾检阅军队，甚至安排新疆维吾尔艺人为扬州当地的汉人精英表演“达瓦孜”（高空走绳索的杂技艺术）。对此，张勉治总结道：“乾隆皇帝不仅想向非汉族的部落首领炫耀江南的繁华，而且也向他的南方臣民展现他在内亚军事统治的切实证据。皇帝所编排的内亚人士和汉族精英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见面，意在提醒对方，他们只是一个幅员更为辽阔、多民族帝国的一部分，这一帝国不是任一特定疆域所构成，而是由一个移动满洲朝廷的军事力量和美德所建立。”
三
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1954年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上的论文《扬州盐商：中国十八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一个研究》在西方世界开创了对于扬州盐商的认知和理解，多年后也为张勉治的南巡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乾隆统治的盛世时期，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以扬州盐商为代表的商人地位抬升，人口增长和商业化发展为社会带来了更强的流动性和竞争性。如何处理好与江南汉人精英集团的关系，是为乾隆南巡的第三层象征逻辑。
张勉治运用前人的研究数据证明，随着扬州盐商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乾隆朝廷的运转也越来越依赖盐商们的“捐输”，这些数额巨大的“捐输”对于乾隆克服1740和1750年代的水利和军事危机起到了关键作用，随后就是补充南巡开销。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商人们从朝廷获得了优惠政策、地位尊严，而朝廷也在财政吃紧时找到了稳定的经费来源。
不过，乾隆很快发现，不少江南大盐商与地方官员相互勾结，致使腐败滋生，危及帝国的统治机制，特别是1768年发生的“两淮盐引案”，更让乾隆清醒地认识到必须采取措施整治盐政中的贪污。因此，乾隆在南巡期间连篇累牍地颁布上谕反对奢靡之风，提倡“还淳返朴”，过去有学者认为这不过是乾隆虚伪的辞令，但在张勉治看来，那就是乾隆在面对商人和地方官员勾结时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