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下江南”的历史符号学(4)

除了经济争夺外，在文化方面，乾隆亦通过推崇诗赋和赞助汉学（朴学）的方式，达到了与江南汉人精英博弈的平衡。张勉治根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尔曼（BenjaminA.Elman）对于明清科举制度的研究指出，“乾隆朝廷在南巡期间推崇诗歌——通过召试和更为非正式、沿途交换的诗赋进献，直接促成了在1750年代诗歌重新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富裕的江南人文荟萃，也有更多士人接受良好的诗学教育，因此在考试中重视诗歌对江南精英来说就意味着一种无形的优势。
在论证乾隆南巡与江南精英复杂的互动关系时，张勉治着重讲述了苏州文人沈德潜的故事。沈德潜出身苏州一个普通的士绅家庭，虽然拥有早熟的文学才能，但他在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时已经66岁，之前参加过17次乡试。不过，大器晚成的沈德潜随后十年的政治地位如火箭般蹿升，直接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沈德潜77岁时因病退休回到苏州，这时他已经和乾隆建立了密切的文学交往。
乾隆首次南巡的1751年，沈德潜出任苏州紫阳书院山长一职，此后书院的定位从传播宋代程朱理学变为偏重考据的汉学中心，包括培养学生对汉赋和唐诗的鉴赏能力，这些事业都得到了乾隆的大力支持和赞助。随后，乾隆又通过赠诗以及一连串的官衔和物质奖励，维系着沈德潜与朝廷的联系。
沈德潜最终在97岁高龄时去世，生前与江苏东台县举人徐述夔关系密切，还为徐述夔作传，称其“人与文章皆可为法”。不过他万万没想到，死后会因徐述夔《一柱楼诗》文字狱案而身败名裂。徐述夔案发后，乾隆意识到此前对于沈德潜过于信任，重读其诗文时又发现了反清复明的政治倾向，因而下令追夺沈德潜的一切谥典官职，怒斥其“卑污无耻”“玷辱缙绅”，将其撤出苏州地方乡贤祠，依律剖棺戳尸。
从沈德潜的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尽管乾隆尽力拉拢江南地方精英，但终究效果有限，某种程度上甚至反而加深了地方的反满情绪。面对江南汉人优越的经济和文化地位，乾隆应对的态度不免令人玩味，这也反映在他南巡途中所写的大量御制诗中。
乾隆皇帝一生存世的诗歌数量之多且滥一向为人津津乐道，专业评论者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直言：“清高宗亦以文为诗，语助拖沓，令人作呕。”正因如此，乾隆的诗歌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无论文学还是历史学都是如此。而张勉治在书中则转辟一章，采用通常是中文系的文本细读方式，一句句地分析乾隆南巡时的诗歌写作以及从中传递出来的暧昧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