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金锁记》长安：你无法获得幸福，来自于母亲的“诅咒”(4)

长安变得和母亲一样，对生活无休止地消极抱怨，挑事生非，惹人生厌，活脱脱一个七巧翻版，她的年轻是被盐腌渍过的干巴巴的年轻。长安病了，母亲不带她求医问药，却引诱她抽鸦片止痛，如此长安的人生就完全受控在母亲的掌握之下。七巧将前半生经受的屈辱，一点点地嫁接到长安的身上，她需要一个和她相似的、得不到爱的人陪衬着，所以她一点点焙干女儿娇艳的青春，获得一种“母权”上绝对的快感。
长安三十岁才经由堂妹介绍结识了留学归来的童世舫，这位受过新式女子情伤的男人，一心想娶个旧式妻子。长安在这份恋情里活了过来，像枯了的玫瑰汲取了水慢慢新鲜了起来。为此长安不惜戒烟，收敛性情，温柔得如初融的春水。作为一个控制型的母亲，七巧不能容许长安拥有自己私密的情感，当她花费三十年塑造的女儿突然有了魅力风情，这种失控的挫败感让她倍感焦虑。于是七巧不择手段地拆散了女儿的姻缘，彻底断绝了长安的青春和爱情。
七巧真正焦虑的，不是儿女的成长幸福，而是与儿女的分离。她自身缺乏独立思想，需要无时无刻地掌控另一个人命运的成就感，来平衡她人生的失败性，这种儿女的臣服和她的被需要感，消解了七巧人生的无意义感和极度的空虚。
母亲经年累月的嘲讽谩骂摧毁了长安脆弱的自尊，衍生出了“低自我价值”感，她不敢面对社会的风浪，不敢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自暴自弃地放弃自我提升，成为母亲期望下的“废材”模样。面对问题时，长安想到的不是解决，而是退缩，逃避是长安下意识的情绪反应，自信心匮乏下深深的不配得感，让她事先在心里预设了最糟糕的结局，放弃反而会有一种不会失去的安全感。

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来看，长安的挣扎也是社会悲剧的使然
《金锁记》于1944年发表在上海以女性为主导的刊物《天地》上，彼时的上海正处于沦陷时期。五四运动以后，以改变国民性、以社会写实性为主旨的反封建主义新文学应运盛起，新文学和时代的呼吸、民族的命运一脉相连，是历史的喉舌，它对于现实黑暗的揭露及民主自由的向往为日本侵略者和汪伪 政权所忌惮，因而在沦陷时期，以老舍、巴金、茅盾等为代表的新文学被禁令切断。张爱玲的文学正是兴起于此，她的作品多以女性视角表达男女间情爱的硝烟以及凡俗生活的卑琐，是带着个人主义烙印的女性文学。正因为张爱玲作品缺乏了对时代的攻击性，才有了生存繁盛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