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生来就是某种性别，我们是学着去“做”一个男性/女性(7)

与此相似的反对女性转变角色的强烈反应，体现在日本颁布于1898年的《明治民法》（Meiji Civil Code）中。日本在开启工业革命近三十年后，要求妻子在如下方面应征得丈夫的准许：
“接受或使用资金；签订借款合同或提供担保；就获得或放弃其在不动产或贵重动产中的权利相关的任何行为；在诉讼程序中采取任何行为；将赠予、和解或契约提请仲裁；接受或拒绝继承；接受或拒绝赠予或遗产；签订任何牵涉她自身作为法人的处分权的合同。”
在《阶级与性别的形成：成为体面人》一书中，性别研究学者贝弗利·斯凯格斯（Beverley Skeggs）提出，正如在19世纪一样，现在关于“体面”（respectability）的观念对于性别建构而言仍是至关重要的。
做个“好女人”（good woman）通常是与做个体面的女人画等号的，要展现约束、自制和“不过分”，以及其他一切可以反映出良好品位的中产阶级文化价值观。
学习如何成为男性/女性
有关性别社会化的研究显示，性别化的行为是习得的，而非与生俱来的。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周围人们的态度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
关于性别社会化的研究已经表明，我们确实是在赞赏女孩和男孩的某些特定行为，鼓励性别化的玩具和活动，期待差异化的身体表现。相关研究同样强调，更广泛的社会结构是建构性别差异的关键。
历史和宗教的重负，以及那些被展现成“自然而然”的东西，迫使作为社会也作为个体的我们倾向于维持传统性别角色。
针对性别和教育的研究揭示了系统化的预期，即女孩或男孩在某些科目上会表现得更好或更差，会导致他们在学校里基于自身的性别选择——甚至是被鼓励去选择——不同的学科。
性别与传媒研究已经着手处理性别差异如何被深深植入文化表征：针对男孩和有关男孩的媒体产品，倾向于突出行动和勇气，与此同时，面向和有关女孩的产品则偏重善良和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