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经典的世代更替与“四大名著”的文化品格

今天讲座的切入角度不是文学，而是文化，用的是长时段视角。“长时段”概念是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的，他把社会和自然状况分做几个时段，短的时段比如研究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研究社会、经济状况是中时段的；研究地理条件、文化状态的改变是长时段的。

《四大名著应该这样读》，陈文新著，中华书局2019年2月版。
今天用长时段视野对中国文化史上几部重要的经典展开考察，尝试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它们为什么被选作经典？被选作经典后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不是一个关于文学的题目，因为它不涉及文学史地位的评价。
假如仅仅涉及文学，如果提到了四大名著，那么集部里的很多文学作品，如楚辞、李杜、宋词等也都应该被关注，但这不是关于文学史地位的评估，而是从长时段的角度关注中国文化史上的几部经典，“五经”“四书”和“四大名著”是从这样的角度被选出来的。
一、汉代“五经”地位的确立

“五经”在中国历史上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标志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独尊儒术”是面上描述，背后的事实是，所有官员的选拔考试，主要考题都出自“五经”，国民教育尤其是官员培养也以“五经”为核心教材。
每部经典都设有“博士”，是一种主管文化学术的官员，不是一种学位。换言之，“五经”构成了国民教育、官员选拔的主导意识形态。一个人如果想进入社会精英阶层，首先就要钻研“五经”。
这样的事为何会发生呢？当然是因为朝廷看重“五经”。有意思的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其实是看不起儒生和儒家学说的的。他身边有个叫陆贾的人，说《诗》《书》都是重要经典，要好好读，刘邦听了，不耐烦地说，我是骑在马上打天下的，跟《诗》《书》有什么相干。据说刘邦喜欢捉弄读书人，就因为他认为儒生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