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经典的世代更替与“四大名著”的文化品格(16)

经过胡适、鲁迅这一辈人的努力，“四大名著”成了重要的学术研究对象。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民国时期研究白话小说的学者，其知名度远远高于研究诗文的学者，胡适、鲁迅、郑振铎、孙楷第等人都是研究白话小说的。

《四大名著版画图录》
“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那就是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之后，国家归谁所拥有？知识阶层普遍认为，帝制结束之后，国家是民众的、人民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里一脉相承的，是对“民”或“人民”的重视。这可以说是“五四”以来的总体社会氛围。
如果说从汉代到唐代，国家是以君主和贵族为主体；由宋到清则是以君主和士大夫为主体；“五四”后有了一个新的国家主体，那就是人民或者民众。1911年至1949年，国号叫中华民国，孙中山最著名的口号叫“三民主义”。1949年以后，国号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口号是“人民万岁”“只有人民才能创造历史”“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些都说明了“五四”文化转向的标志性意义。
“五四”新文化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理者虽然大都是文化精英，但他们都假定自己代表了民众。以此为基点，这个时代所确立的经典也必须是来自民众的作品，“四大名著”就被认为具有这样的资格。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这些作品代表了民众的声音，表达了民众情绪。
民众情绪中很重要的一种是反抗情绪，是与旧制度的势不两立。“四大名著”的解读常常着眼于此。
例如，《水浒传》有“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情节，讲鲁智深为金氏父女打抱不平，把镇关西活活打死。理性地看，处理此事最好的方式是让检察院起诉镇关西，由法院判处镇关西补偿金氏父女、交付罚款甚或被刑事拘留。这种较为理性的方式，作为官员的鲁达，应该有能力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