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经典的世代更替与“四大名著”的文化品格(14)

人们对宋明理学的憎恶，与这一类事例的经常发生大有关系。其实宋代人倒是不太看重这些，像范仲淹的母亲改嫁，并没有影响范仲淹形象；李清照也改嫁过，李清照在宋人眼里依然是个好词人。在评价宋明理学时，适当注意这种情形，可以避免把问题简单化。

《宋明理学史》
二是“道”的过分讲求造成了士大夫阶层的内部冲突。士大夫阶层中，有程颐、程颢、朱熹等理学家，也有像苏轼这样的文人。文人也重视“道”和个人品格，但不主张过于严苛，不希望过于僵化。
比如，程颐有次陪皇上去后花园，皇上折下柳枝，想放到花瓶里赏玩。程颐说，这样做伤了天地和气，弄得皇上极为尴尬；苏轼则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不必上纲上线。理学家总是一本正经，这就造成了士大夫阶层的内部冲突，所以理学家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总是不好。文人不喜欢理学家的偏执，虽然他们能够理解理学家的追求。
三、“四大名著”的文化品格

为什么“四大名著”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经典？有同学可能会说这个判断有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
这里说明一下。第一，这个判断是针对1911年以来的一百多年而言；第二，这个判断是针对中国土生土长的经典而言。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虽是中国特色的，但毕竟来自于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不在本话题的关注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