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经典的世代更替与“四大名著”的文化品格(13)

“道”，这就是读书人和帝王打交道时可以背靠的力量。他们用著作和教育体制把这样的理念变成社会舆论，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社会公认读书人是“道”的承担者，可以和皇帝平起平坐。
我们看到，明代的士大夫，经常为了“道”，为了一个原则，公开跟皇上顶着干。皇上虽然自觉理亏，但手握权力，经常廷杖大臣，而结果是，被廷杖的大臣社会声望更高了，因为他可以为“道”舍命。打了大臣的皇帝去世后，下任皇上为了得到士大夫的好感，会给被打的士大夫加官进爵。宋代之后士大夫重“道”，这是一个原因，而这种普遍意义的“道”，就在“四书”之中。
读书人思考的第二个层面是：如何在老百姓中建立声望，以保障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转？读书人强调，他们虽然出身平民，但比普通人更加注重个人品格的修养。
从宋代开始，个人修养比社会管理能力更受重视。“五经”强调社会管理，因为“五经”本来就是与社会管理密切相关的文献。而“四书”的重心是道和个人修养。

《范仲淹传》
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类格言在明清八股文中层出不穷，正是宋元明清读书人喜欢谈的。“道”的代表者们之所以关注品格修养，是因为社会精英从民众中而来，必须确立一个尺度把自己和普通民众加以区分，否则凭什么领导和管理国家？这是“四书”取代“五经”的又一个原因。
当然，他们并非忘记了社会管理，而是认为，只要确立了为社会所敬重的精英形象，社会管理能力自然可以历练出来。
以上说的就是“四书”取代“五经”的两个重要原因。
“四书”取代“五经”，对于科举时代的社会管理，发挥了极大影响。从正面来说，那些来自平民阶层的知识精英，他们对于宋朝、明朝和清朝的管理，虽然不能说超过了汉、唐，但无疑比六朝要好许多。
从负面来说，至少有两点需要指出。
一是从宋代起，士大夫对个人修养的重视，在民间被推到了极端。中国社会有个特点，某种理念一旦在民间广泛传播，往往会不断加码，直到不近情理。二十四孝中的愚孝，对女性贞节的要求极其严苛，这一类事例，都是因此而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