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经典的世代更替与“四大名著”的文化品格(11)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在解读《论语》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时指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个“学”不是指普通的学，而是指“道”，也就是十五岁就立志钻研儒家之道，依据是孔子说过“志于道”的话；“三十而立”，这个“立”也不是成家立业的“立”，而是“立于礼”，也就是到三十岁时，已能完全按照“礼”的要求来为人处事，依据是孔子说过“立于礼”；“四十而不惑”，指他对于“道”有了坚定的信念，从此以后，不会再受别的理论的诱惑或误导。
朱熹这样解读《论语》，是把佛家的心性论纳入到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体系中，以儒家的核心理念来容纳佛家的思考方式，正是西方文化中国化的理想境界。佛教在东汉明帝时从西方的印度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史时期臻于鼎盛，杜牧《江南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就是这种盛况。
唐代韩愈等人痛感儒学受到了佛教的压制，倡导以“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反击佛学，造成了中西文化的紧张对峙。北宋的理学家，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以儒学的伦理与佛家的心性论结合，创立了新儒学，即理学。理学的经典是“四书”，这是中国文化西方化的结晶。

梁启超集韩愈句
除上述区别外，还有更现实的功能，那就是，“四书”比“五经”更能适应科举时代的读书人的自我定位。
这里要问一句，从宋代开始，读书人的处境与以前有什么不同？可以这样来看：唐代以前是门第社会；唐代以后是科举社会，唐代介于两者之间。我们常说“六朝门阀”，也就是说，六朝是门第社会。
换言之，当西周封建制在秦朝改为郡县制后，西周意义上的诸侯没有了，但仍存在贵族，从汉至唐都有不少贵族。他们经济上实力强，文化上有地位，构成了社会生活中可以和君主相提并论的一支力量。
比如，说到东晋，我们会提到“王与马，共天下”这句话，“马”就是司马，是东晋皇室，“王”是王导、王羲之所在的王氏家族。“王与马，共天下”，是说东晋权力主要由皇室和王氏家族掌控。
这句话没提到谢家，刘禹锡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谢家也是东晋以降的大家族，谢安、谢灵运都是这个家族的。所以六朝有个普遍现象，读书人如果不是贵族家庭出身，很难在社会上混到很高位置，这些位置已经天然地被出身皇室和贵族的人占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