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经典的世代更替与“四大名著”的文化品格(9)

《四书章句集注》
宋代朱熹有《四书章句集注》，从元代开始成为官方确定的科举教材，明清两代作为科举教材的地位一直坚如磐石。无论是阳明心学，还是乾嘉朴学，尽管在学术上对朱熹等人的理论有些冲击，但都未能动摇“四书”作为科举教材的地位。比较而言，“五经”的地位已经不能和“四书”相提并论了。
科举时代，每个考生报名时，都会登记“五经”中选考哪一经；“四书”是不需要选的，因为每种书都会考到。虽然“五经”也会一一出题，但具体到某个考生，并不需要每经都考。明清时代的读书人，从现存文献可以看出他们当时考的是哪一经，如冯梦龙考的是《春秋》，所以能写《列国志》；吴敬梓考的是《诗经》，所以常在《儒林外史》中谈《溱洧》《女曰鸡鸣》等作品。
从明清时代的小说描写看得出来，就算是对儒家经典没有兴趣的人，“四书”也读得相当好。以贾宝玉为例，他偏爱《楚辞》《文选》，但朝廷要求读“四书”“五经”。“五经”从没听宝玉谈起过，但宝玉对《论语》《孟子》读得挺熟，只是不能倒着背而已。
说“四书”在宋代以后比“五经”重要，可能有人提出质疑，理由是，《四库全书》中“五经”的排序在“四书”之前，著录数量也远多于“四书”。这里就此略作分疏。

《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的排序，一个依据是经典产生的时代。“五经”的产生时代当然早于“四书”，“四书”的名称到了宋代才正式确立。在儒家的经典里面，按照时间顺序，“四书”只能排在“五经”后面，如果排在前面，就会造成体例的紊乱。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四库全书》主要收录研究性著作，很少收录举业文献。而就研究性著作而言，研究“五经”的，当然远多于研究“四书”的。
第三点，乾嘉时代的学术氛围是扬“五经”而抑“四书”。那时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乾嘉朴学或者乾嘉考据学。这一学术思潮，本有挑战宋明理学的意味。
清代中叶的人，尤其是像戴震和纪晓岚这样一些主流学者，对于宋明理学是不以为然的，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说过一个观点：宋明理学的致命弱点，是从正心、诚意一下子跳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忽略了具体环节，好像一个人只要人品好，就自然可以管理好国家，“内圣”就必然“外王”。实际上，从“内圣”到“外王”，这中间包含了许多技术性的内容和程序，就像种子可以长出粮食，但是种子不能直接成为粮食，耕地、播种、除草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