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经典的世代更替与“四大名著”的文化品格(10)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纪晓岚无疑是重汉学而轻宋学的。他们以学术性为标准，多收与“五经”有关的著作，少收与“四书”有关的著作，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尽管学术界的风气重“五经”而轻“四书”，但在官员选拔中，“四书”的重要性依然远过于“五经”。

清乾隆怡亲王怡府刻本《四书集注》
纪晓岚举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说他一次主持考试，有个考生知道他重汉学而轻宋学，故意在写八股文时不用朱注而用汉人的解释。纪晓岚指出：这样做是违反科举条例的。朝廷规定考试必须用朱熹的注，这就是判卷标准，考生违反了这个标准，当然不能得到好分。
纪晓岚强调国家功令不可违背，强调“四书”的官方地位不可动摇，这表明，“四书”在清代虽然在学术上受到了一批精英学者的挑战，但是社会影响力没有降低。原因在于，它是国民教育和官员选拔中最重要的教材。
晚明有一个统计，是说万历年间在编的生员有50万。假定50个童生中出一个生员，在这些在编的生员后面，就有2500多万童生。无论这些人是真的信奉“四书”，还是为了功名利禄而读“四书”，总归他们必须精心阅读，而对于“五经”，他们只需要精读其中的一种。
所以，从总量来看，“四书”是普及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而“五经”，无论以哪一部经为例，都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从这方面来衡量它们的社会影响力，“四书”是“五经”没法比的。
“四书”与“五经”的重要区别是：五经基本上是历史文献，所以明代王阳明、清代章学诚都说五经或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满汉合璧《四书集注》
四书不是历史文献，偏于人类生活的共同方面，读起来容易，也有广泛的适应性。这是四书成为国家考试教材的原因——面对全国考生，教材不能太艰深，也不能过于专业化。同时，“四书”是西方文化中国化的产物，而“五经”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