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丨一周书记：时代欠逝者……一份讣告(5)

（同上）我认为这是比较严重的、难以解构的“争议”。对于认识和研究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这不能说是小问题。美国记者安妮·阿普尔鲍姆通过对布拉格查理大桥上卖的徽章、某哲学家的政治名声、好莱坞电影的到位和缺位等现象的思考，更为尖锐地提出了关于同样的罪行与知识分子的不一样的反应的问题。
看完《讣告》中的德里达，不妨再看看德里达自己如何给别人写悼念文章。雅克·德里达曾经在大约二十年间为声名卓著的罗兰·巴特、保罗·德曼、米歇尔·福柯、路易·阿尔都塞、埃德蒙·雅贝等人写过悼念文章，在他看来在友谊中有一个残酷事实是，朋友总有先离去的，后死者有埋葬和悼念死者的责任。因此，友谊与哀悼不可分离。于是德里达一次又一次地为逝去的朋友们撰写悼念文章，回忆那些与友谊、思想和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的人生经历。这些文章当然涉及对逝者的认识和评价，同时也是对超越个体生命之上的“哀悼政治学”的研究。德里达的“哀悼政治学”有几个关键思想：政治时常与哀悼相连，要警惕在哀悼中自恋甚至利用逝者，为作为朋友的死者讳是人性中固有的弱点，在悼念中以问题意识作为对朋友的作品表示致敬的方式，在对死者的悼念与对时代的认知之间保持清醒的认识。
从“哀悼政治学”的这些基本观点，可以发现，让政治学从悼念中产生出来，是为了对抗对悼念的压迫性编码与仪式，也是为了理解沉默有时才是真正的悼念。
档案是研究人物的第一手资料，有些官员似乎生来就是保存档案的好手，“史塔西”的首领埃里希·梅尔克（Erich Mielke，逝于2000.5.22）无疑是其中一位。六十多年的战争与和平，埃里希·梅尔克的警察档案在政权更迭中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这是德国官僚机构一丝不苟精神的体现，或许令他本人都颇为感动。梅尔克是一个偏执的官僚，专长是收集个人资料。”（252页）他的偏执当然不是仅限于收集资料，更在于把一个原来只是保护东德免遭西方侵略的机构不断扩张。具体来说，埃里希·梅尔克监视着东德一千七百万居民的生活，史塔西的档案巨细靡遗，不仅包括当事人的政治观点，还包括其阅读口味、性癖好，甚至是喜欢的饮料。另外，据估计大约有两百万人曾当过史塔西的“眼线”，档案有限度的开放之后，人们痛苦地发现自己的好友曾是线人，甚至家人之间也曾相互背叛和出卖。
梅尔克说史塔西要“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这似乎是最彻底的一种偏执。（253页）
“非洲恶人”让·贝德尔·博卡萨（Jean Bédel Bokassa，逝于1996.11.3）是非洲军事独裁者，甚至把中非共和国更名为中非帝国，作者说他和乌干达的阿明将军“都是半罪犯半小丑式的人物，身后留下诸多传说，充满了荒诞不经的自我膨胀和随心所欲的血腥杀戮”。在1966年支持博卡萨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是法国人，法国总统德斯坦是他的狩猎伙伴，称他是“法国在非洲最好的朋友”。1977年，博卡萨效仿拿破仑，在一场奢华惊人的典礼上加冕为博卡萨一世皇帝。他说“这儿的一切都由法国政府赞助。我们向法国要钱，要来以后就挥霍一空”。像他这种擅长向别国要钱的领导人并不少见，但是能说出这样的话还是不多。1979年，博卡萨规定在校学生必须穿着印有他肖像的制服，学生们对此表示抗议，他将其中两百人投入监狱，不少学生在狱中被活活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