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现代性与离散情结——兼论“南下影人”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独特地位(2)

在早期中国电影史上，香港与上海同为中国电影业的重镇。这两座城市在电影方面的交流合作，堪称中国早期电影史上的一条重要线索。(5)早在20世纪20年代，沪港两地的电影工业便初步形成。自20世纪30年代起，两地之间的电影交流日益密切。特别是随着粤语有声片《白金龙》(1933，邵醉翁、汤晓丹导演)在香港的卖座，上海的天一影片公司将制作中心南迁至香港，并成立了“天一”港厂(后更名为南洋影片公司)。香港作为一个以讲粤语方言为主的市场之于中国电影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以天一影片公司为代表的上海制片公司，则试图抓住有声片出现的机会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政治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战争的爆发，进一步推动和加速了沪港两地在电影方面的交流。1937年，在日军侵占上海前后，又有一批上海影人南下香港。欧阳予倩、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左翼影人在香港的创作活动，不仅深刻影响了香港电影的面貌，而且引出了沪港两地在政治及电影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进而凸显了香港在战时中国电影版图中“双重边缘化”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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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影人留在“孤岛”及沦陷时期的上海拍片。抗日战争结束后，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检举汉奸的声浪中，那些曾为中国联合制片股份公司、中华电影联合股份公司等日本人控制的制片机构拍片的上海影人，大多遭到“附逆”或与日本人“合作”的指控。(7)尽管对“附逆影人”的指控和审判最终不了了之，但这批影人仍不免背负着沉重的道德负担，职业生涯也遭受挫折，以致难以在战后的上海影坛立足。沪港电影工业的此消彼长，为这批心灰意冷、备受打击的上海影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令他们可以在这块殖民地上延续自己的职业生涯。在日渐蓬勃发展的香港电影业的招揽下，这批影人纷纷选择南下，他们亦构成了“南下影人”的主力。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在与上海电影业的竞争中一向处于下风的香港影坛，终于迎来了与昔日中国电影业的霸主一较高下的机会。较之战后上海的混乱状况(如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等)，战后香港社会秩序的恢复迅速而平稳。(8)香港良好的社会环境、完备的法律制度，以及稳定的汇率和自由的市场经济，吸引了不少内地电影投资人的目光。20世纪沪港电影交流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互动由此拉开序幕。自1946年起，大中华电影企业有限公司、永华影业公司(以下简称“永华”)、长城影业公司(以下简称旧“长城”)等制片机构先后在港成立。这些公司多沿袭上海的制片模式和创作风格，并以中国内地为主要票房市场，自然免不了罗致上海的电影人才，这直接促成了上海影人南下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