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现代性与离散情结——兼论“南下影人”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独特地位(3)

以“南下影人”为创作骨干的“永华”和旧“长城”，堪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香港国语制片机构的代表。大手笔的资金投入和雄心勃勃的制片计划，规模宏大的片厂和先进的设备，以及顶尖创作人才的加入，不仅助力“永华”强势崛起，并且一举改变了战后香港影坛的格局。“永华”创立之初制作的《国魂》(1948，卜万苍导演)、《清宫秘史》(1948，朱石麟导演)，颇能代表这家公司的制片策略:以巨额成本投拍史诗性巨片，布景豪华、制作精良，不惜重金起用上海的大明星担纲主角，试图占领内地、香港及东南亚等地的华人电影市场，并有着借历史题材反思时事、曲折表达政治立场的意图。相较之下，规模较小且资金有限的旧“长城”，似乎更深谙上海商业电影的精髓，拍出了《荡妇心》(1949，岳枫导演)、《血染海棠红》(1949，岳枫导演)等佳作，在娱乐观众之余，流露出“南下影人”的社会关切和道德教化。
其运作模式、创作手法及类型探索，均对香港国语片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正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言，作为中国、亚洲与世界的“界面”(interface)，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交锋的背景，令关于民族的和发展的理念遭遇到殖民地的自由贸易原则，由此产生了一种混杂的、新的实践。杜赞奇还断言，香港处于资本主义市场实验以及新型的政府干预、身份塑造与媒体文化的前沿。(9)不同于“南下影人”熟悉的上海，战后香港毕竟变动不居的政治氛围和市场环境，一度令“南下影人”难以适应。20世纪50年代初，受到一系列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香港电影业一度出现低迷的状况，国语片遭受的冲击尤为明显。时至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战后初期成立的几家主要的制片公司(如“永华”、旧“长城”等)大都陷入困顿或被迫改组，服务于这些公司的影人不得不改弦更张，纷纷投身于小型独立公司(如龙马影片公司、亚洲影业有限公司、新华影业公司等)，但仍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拍出不少佳作，如《误假期》(1951，朱石麟、白沉联合导演)、《长巷》(1956，卜万苍导演)等。
(10)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经历了一次洗牌之后，以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氏”)的成立为标志，香港电影工业逐步迈向现代化、集约化、垄断化的新时代。特别是与上海渊源颇深的“邵氏”，借助其在东南亚的庞大发行网络和雄厚资本，实现了跨区/国的垂直整合，尤其是效仿好莱坞，引入现代资本主义管理模式，以流水线的方式拍片，大大提高了香港电影的制作水平。为了应对“邵氏”的竞争，“电懋”亦加大投资、增加产量、努力拓展市场。在那个由两家片场巨头所开创的国语片“黄金时代”，作为彼时香港电影工业的中坚力量，“南下影人”对香港影坛的影响力到达顶点。他们活跃于台前幕后，演绎了战后香港电影史上异彩纷呈而又跌宕起伏的一幕。例如“，电懋”的都市喜剧片、爱情片、歌唱/歌舞片及家庭伦理剧，与孙晋三、宋淇、张爱玲、岳枫、易文、王天林、唐煌的名字牢牢联系在一起，“邵氏”的黄梅调电影和新派武侠片则成就了李翰祥、张彻、胡金铨等在影坛的卓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