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人作家对种族问题的思考身份、反抗与被辜负的承诺(2)

《土生子》男主人公比格尔作为被压迫者和反抗者，不过是想提升社会地位，被现有的共同体接纳。鲍德温极富洞见地指出，比格尔的悲剧并不因为他是黑人，而是他接受了一种“无视生命的僵化理论”，承认自己是次等人，因此觉得必须按照残酷的标准为自己的人性而战。然而，我们不需要为人性而战，而需要做一件困难无数倍的事，即“接受我们的人性”。抗议小说的失败，就在于它忽略、否定、躲避人的复杂性，坚信只有将人分类才够真实，结果只能是让我们变得渺小，让意义混乱或瓦解，最终走向毁灭。
鲍德温常以“我们”的口吻叙述，你不会想他是黑人白人，只知道他是一个与我们一样的人，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同样，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也绝非对立，他们相互捆绑，所依赖的是同一个现实支柱。从此意义上看，被压迫者所谓的“新社会”是一场无意义的空想。这种情绪催生的抗议小说，在鲍德温眼里，不过是愤怒中重复讲述引以为傲的故事。那些要报复的“种族主义者”也是如此。
在《土生子札记》一文中，鲍德温讲述“种族主义者”要为穿军装的黑人男孩所遭受的屈辱和危险讨回公道；而男孩的家人们，知道孩子被派到海外打仗时，却感到解脱。在他们看来，带着荣耀战死沙场，好过死于同胞的阴谋。随后，鲍德温细致描述了哈莱姆骚乱（注：纽约哈莱姆黑人社区的暴动），他清楚，砸碎一些东西是贫民窟长期的需要。为了仇恨白人，黑人不惜自我损耗和自我摧毁。但鲍德温认为，“你不用非得把白人非人化，才能刻画出一个完全人性化的黑人”。

▌被辜负的承诺

那么，在贫民窟长大的黑人，该怎样面对白人政客们的承诺？
在《亚特兰大之行》中，鲍德温的弟弟随着一支四重唱组合外出表演，为政客竞选演讲引流预热。他记录了自己与政客之间的冲突。政客的虚伪与欺骗，令他对美国政治失望至极，他对鲍德温说：“反正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为我做一件事”。
在《哈莱姆贫民窟》中，哈莱姆的面貌始终没变，这正是美国努力的结果。他们对哈莱姆采取矫正措施，却不扩大或铲除这个贫民窟。因为，“与其把它当做社会赘疣，不如当成是为麻风病人整容”。一切矫正措施只为了证明黑人在美国并没遭到遗忘，人们仍在为改善他们的生活而行动。
真实的情况是，“黑人一向都是最后才找到工作，却最先被炒鱿鱼”。鲍德温说，假如这个国家的理想明天就付诸实践，那么无数的黑人将会失去存在的理由。美国舞台造就了黑人领袖，又时刻与他们为难，他能期望的最好结果就是辞职不干。黑人媒体也处境尴尬，其存在理由就是对社会底层生活的披露。这不但没解决问题，反倒让黑人媒体与黑人一样，沦为美国社会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