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透生活再热爱生活，这是史铁生的理想主义”(2)

1990年12月，姚育明和史铁生又见面了。她赶到史铁生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半左右。许多年后，姚育明在文章中这样回忆起见面的情景：“史铁生刚从地坛回来，正在小院里倒轮椅车，随着动作，他的身上散发出苍松、柏杨的清凉气息，一个年轻女子撩着门帘背光而立，身上同样散发着好闻的地坛之味。她就是史铁生的新婚妻子陈希米。这位姓名带着音乐之声的太太很年轻，很美丽，很温柔，很明朗，她的腿虽有微疾，但动作之敏捷一点也不亚于健康人。”
虽然有约稿任务在身，但是这次见面，姚育明和史铁生主要是闲聊。直到临别时，姚育明才问了一句：“最近在搞什么呀？”史铁生似乎有话想说，迟疑了一下，最终说道：“嗯，算了，以后再说。”
对于这次登门约稿，姚育明并没有抱太大的期待，考虑到史铁生的身体状况，也不忍心催逼。没想到的是，她回上海不久，就接到一封厚厚的信，打开一看，其中竟然有史铁生的来稿。
这篇稿子就是《我与地坛》。它的初稿写于1989年5月5日，修改于1990年1月7日。史铁生在其中记录了他如何与地坛相遇，以及在地坛中的所思所想。他曾这样谈到当时的精神状况：“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他一度把家视为需要逃离的世界，地坛则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它的存在有利于史铁生平息痛苦与焦虑。史铁生一度渴望死，用了很多时间来思考“活着还是死亡”这一命题，后来又觉得，“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使得他不再那么害怕死亡。然而，如何活，如何活出意义来，对史铁生来说依旧悬而未决。这是史铁生终其一生都在追问的问题。这些思索，在地坛中有所展开，也在地坛中有所完成。他不单是在思考个人的遭遇和命运，也在思考他的母亲、爱唱歌的小伙子、中年夫妇、长跑者、漂亮而不幸的姑娘等人乃至全人类的遭遇和命运。
生与死，时间与空间，有限与无限，命运与意义，这些重要的思想命题，都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和细致的表达。
《我与地坛》一共15000字左右，当时《上海文学》发的散文字数都不长，一般是六七千字。了解这一情况的史铁生在信中显得忐忑不安，问是不是太长了，对不对《上海文学》的路子。姚育明在读这篇散文时的心情却是万分激动的。她冲到副主编周介人的办公室，用近乎喊叫的声音对着周介人说：“史铁生来稿了！写得实在太好了！”周介人看完后也非常兴奋，说：“发！马上发！明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