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书”《GEB》作者侯世达说，机器原则上能拥有人类思维，但希望这不会发生|访谈录(13)

D：没有一个普适的原则。每次你翻译的文本，都是不一样的。每本书都不同，不同的书有不同的原则。我的意思是说，你不可能概括出一个普遍的原则。
我们拿最近我在翻译的《我们仨》举例好了。说说这本书的标题，“我们仨”，在英语中应该怎么说？你知道，我们可以称它为 We Three ，或者 Three of Us 。但我有一个非常不同的译法。当然我认为 We Three 是个还不错的翻译，但我个人不想用它。可能其他人会告诉我，我应该用这个标题，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说法。但我想译的不太一样，我想译成 Woman Sad 。 Woman 意思是“我们”， Sad 就是“仨”，这个 Woman 就是杨绛，她在书里是很伤心的。你读过这本书吗？你知道故事是如何从这个可怕的梦境开始的吧：钱钟书被带到了某个地方，杨绛就去探望他，在那条长长的路上来来回回。他们的女儿也生病了，进了医院，后来女儿死了，钟书也去世了。这真是令人悲伤。整个故事都有这样一种伤感。

所以我起的是 Woman Sad，我觉得蛮有趣的。但我也不确定，也许我的朋友莫大伟（David Moser）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译法。我的妻子也不喜欢它，但我喜欢它。我认为这么译还蛮有趣的。无论如何，我们以后会知道的。但我的观点是，当你在翻译，思考原文是什么意思时，比如 Woman Sad，这个译法可以捕捉到一些中文标题的意蕴。Woman Sad，我们仨。我是觉得这很有趣。
你想要捕捉到什么？你想保留下来什么？翻译时，你想完成的是什么？例如，（书里）妈妈和爸爸这些词总是在使用。我想用 mommy 和 daddy 来代替吗？还是我想译成 mama 和 baba ？现在我想我会把他们当作 mama 和 baba ，因为 daddy 不是中国人的概念。 daddy 完全是英语文化中的词汇。这不是一个能够捕捉到中国父亲形象的合适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