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大分流”研究：被遗忘的不靠海的“欧洲”

过去二十年，“大分流”已成为经济史无法绕过的一个概念，围绕它也产生了一系列比较经济研究之作。这其中不断有作品被翻译成中文进入汉语学术界，近一两年的就包括王国斌、让-劳伦·罗森萨尔的《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和皮尔·弗里斯的《国家、经济与大分流》等。大分流学说的贡献之一是打破欧洲中心论，在比较亚洲与欧洲、中国与英国或中国与欧洲之时，主张整个世界在十八世纪前没有那么大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大分流”是一个突然发生的近代事件。
瑞士经济学家施图德（Roman Studer）则认为大分流研究在比较不同经济社会的过程中实际上只将比较对象视为一个模糊的整体，而低估了它们的内部差异，因此其结果是，欧洲只是低洼临海的“欧洲”，亚洲或中国只是长三角等地区。而分析的也多是江河湖海运输。大分流原本便与大航海时代的出现差不多重合。
施图德在反思研究方法局限之后比较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后者的具体区域是印度内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创举。他将过去从未被纳入大分流视野的区域提出来，在航海之外探讨在十八世纪前影响更为普遍的陆路交通运输。不过，印度在1800年前并未进行经济贸易数据统计。施图德的解决之法是谨慎地分析粮食贸易，一是因为粮食在当时是基础货物，可以据此判断社会生活状况，二是瓷器或丝绸贸易在更早时期已经展开，对交通的要求并不如粮食高。他的这一比较方法让人看到市场在形成、扩张和整合之中，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广义的制度如何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已经产生影响并让经济出现分流。而这是通过反思比较方法实现的。他将自己的研究概括为“大分流重探”确实也不为过。
以下内容经格致出版社授权节选自《大分流重探：欧洲、印度与全球经济强权的兴起》一书。摘编有删节，作者论证数据见原书。标题由编者所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