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崇拜：后工业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效率”？(11)

这种效用性最大化的概念嬗变为当代的理性选择概念。用以主宰当今人类行为分析的至高设想是，个体有偏好并且一般会做出理性、高效的选择以使这些偏好最大化可以方便地把它们归纳为效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我度假时必须在两个酒店之间选择一个入住，我会对我的偏好进行衡量，比较每个酒店可能的成本和优势，然后理性地选择那个最有可能最大化我的满意度的酒店。即便实际上我们很少有人会这样做出决定（确实大部分人不会），但这个理性决策制定者的形象已然矗立在市场动力学的核心位置，而且也会逐步地进入我们对公共选择进行分析的中心地带。
事实上，现代对理性的思考已经缩小到对理性选择或曰效率的思考。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尖锐地指出，理性选择模式把人塑造成为“理性的傻瓜”，他们无法在价值观、利益、情感和承诺之间进行甄别。从柏拉图到笛卡儿，没有人会承认这种理性的形象。换言之，效率的令状已扩大至能纳入理性的地步。

《超越功利主义》，[印度]阿玛蒂亚·森/[美]威廉姆斯著，梁捷 / 赵亚奎 / 王军伟 / 李华芳 / 刘云雁 / 李晋 / 黄雄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
理性高效选择的概念已经从个体公民迁移到市场里的消费者，再到国家的领导层。无论主题是预防一场核战争还是一次恶劣的种族暴力，学者们都会使用理性高效选择的概念来解释领导者们做出的决定。
如果每个个体都把自己的效用性考虑最大化，社会会变成怎样？边沁的思考直接从个体转向集体我们后面会发现这样做会带来很大的难题，他把幸福描述成政治之不合格目标。边沁指出：“这个原则表明，对所有那些利益攸关的人而言，他们最大的幸福就是人类行为正确而且合适的目的，或者说是唯一正确、合适以及放之四海皆准的目的，这里指的是所有情况下的人类行为，尤其指行使政府权力的某个官员或者是一系列官员的行为。”对政府的评判可以通过其产出幸福的能力，或者说能否让数量最多的人群将快乐最大化，将痛苦最小化。边沁的结论是，衡量一个好政府的标准在于“其增加共同体幸福的倾向是否大于其削减共同体幸福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