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崇拜：后工业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效率”？(9)

威廉·艾伦
改革者们认为，民主政治需要的不仅是对社会目标的积极回应，更需要用最有效的方法去实现那些目标，即设立择优选用和理性行政管理的机构。改革者们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罗斯福新政期间涌现了许多专业的、择优选用的机构，它们改变了美国和其他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效率的援用是为了躲避政治，为了使基本公共产品服务去政治化。在择优选用的机构里，理性和效率并行。换句话说，公共服务领域已经成为理性和效率的常驻之地，与天生腐败、低效率、非理性的政治世界隔绝。效率和理性超脱政治之外，这只有依照最高的行政管理标准才能实现。世界各地的政府今天能够为它们的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其中很多项目的开发和执行到位，都归功于这样的行政管理理念。公共产品服务一大创新就是正式预算程序和绩效制度的引入，这是在公共市场创立之前国家发生的最重要的变革公共市场则是如今后工业国家里正如火如荼进行的革命。
这其中的讽刺意味对于我们中间一部分人而言是不难感受到的，他们生活在21世纪晨光熹微的年代，正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法理型高效政府实验实施百年之后。著书于20世纪早期的伟大的社会学家韦伯，认为国家与其他所有机构迥然不同，因为它的威压是合乎法制的。在他提出的三种理想类型之一即法理型国家里，合法性要通过法律制度以及官僚制度才能发挥作用后者的中心目标就是提供自上而下、理性高效、制度统辖的管理方式。“官僚制度”这个词居然与理性和效率发生联系，这在我们这些后工业时代的人听来，就变得如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在《爱丽丝梦游仙境》里所说，越来越古怪了。
我们当今的讨论已经背道而驰。当代的改革者们指责说，公共领域因其与充满竞争力的市场领域隔绝，而且不受生产效率压力的掣肘，已经成了滋生低效率和非理性的温床。同样的公共领域官僚机构现在已经成为公共产品高效服务的障碍，而不是解决方案。改革者们认为，真正的解决方案不是政治，不是被特殊利益挟持的或者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官僚机构，而是允许公民们自由追求个人利益的市场。效率之轴从其外在客观标准那里脱离开来，开始转向作为消费者的公民们的内在满足感。